与张汤同名的酷吏当数杜周了，而且两个人都能够因酷吏而成就功名，并创造出西汉后期百年不竭的簪缨世家，这恐怕是很多与其同道而行的酷吏所不能办到的。因此，人不管是选择怎样的路，只要做到坚持与精准，就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杜周出身跟张汤差不多，甚至更差些。他是南阳太守的“爪牙”，也就相当于官府放养的痞子狗。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不光彩的出身，还是赢得了太守的喜欢，并将他推荐给了张汤。几件案子办下来，深得张汤赏识，升为廷尉史。

杜的为人之道与张汤极其相似，他们都是向上运动的典范，深得其中壶奥。杜周断狱从来不以国家法律为准绳，而是时刻关注圣意，以帝王意志为准则。《汉书》记载了他与门客之间的一次对话：

客有谓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深知所谓的国家法度不过是帝王的个人意志的一种文字表述而已，它只是对既得利益者权益的一种毫不犹豫地维护而已。因此，要想在国家最高法律监察机关里赢得一席之地，得到长官张汤和皇帝的赏识，那他就只有一种方式：保证自己的断狱件件“奏事中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便捷的途径便是仰观圣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也许会有人鄙夷这种人，甚至将他们视为小人。的确在仕途中，在中国特有的国家架构体系中，上级对下级有不可抗拒的能力。不难看出，史书上有载的所有酷吏基本出身都是卑微的，这种毫无家底和后台的下层人物要想在暗流汹涌的朝野之上混出一片天来，做莲花般的圣人似乎是极品，很少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而更多地则是在暗流中逐渐选择自己的依附对象，而最稳定的依附对象莫过于帝王。因此，一旦他们得以在帝国的朝堂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他们就一定要警惕和保证自己的声音要与帝王同息。

武帝的时代，有其恢弘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言说的一面，这一点就像一代女皇武则天那样，她用雄才大略治理着勃勃生机的帝国，同时也用酷吏撕扯着帝国的神经。武帝不信道，对于爷爷辈的黄老思想他嗤之以鼻，而纯儒的懦弱又不利于帝国的统治与运行，而法家的霸道与儒家思想的完美杂糅出来的新儒学无疑让汉武帝看到了灵光。因此，尤其是在武帝的后期，在崇儒的同时，也加大的法制的建设，以张汤、杜周、赵禹、减宣等为代表的一帮酷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这样一批出身寒微的小人物开始在大汉帝国这个大舞台上激情表演，他们用他们的准则像世人展现了属于小人物的春天。一个胸怀博大的帝国的崛起，不应该只是少数贵族人物的兴盛，也应该让野百合赢得春天。

史书记载，武帝后期，每年断狱“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着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仅国家两千石以上的官吏每年都有一百多人获罪下狱，可见当时制法断狱的严苛。滥用私刑的案卷屡出不穷，这种用法过滥的现象自然扰乱了帝国的统治，这也是武帝后期朝政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郡吏大府狱事皆归廷尉”，因此身居廷尉之职的杜周自然也会成为众矢之的，虽然他做事乖巧深得武帝欢心，但冤狱多了，得罪的人也自然多了，终于他翻船了。但是毕竟武帝是记得他的好的，没多久便又出任执金吾，并出色逮捕了桑弘羊、卫皇后及其家属子弟，武帝认为他“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史书上没有记载升为御史大夫后的杜周有什么作为，也许他一如既往，也许得以善终，留给后人无限遐想。

但有一点，杜周不是张汤的翻版，他没有张汤的清廉。史书记载没发迹的时候，家里只有一匹马。而位列三公之后，杜周的家当开始翻翻儿了，长子、次子分别在河南、河内做郡守，家资“累巨万”。但三个儿子中两个都继承了杜周的“酷暴”，只有少子延年行为宽厚，与其他子不一样，也成就了杜家的另一段风云——“封侯益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