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在中国气候变迁史上，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状况如何?有什么具体变化与基本特征?怎样划分、确定其变迁的历史分期?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最著名的成果莫过于20世纪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物候记载、方志和仪器观测记录，对我国近五千年来不同时期的气候做了系统而具体的探讨，提出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基本趋势，并对各个时期的气候状况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论证。其中他以物候记载为根据，对北宋时期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整体考察。按照竺氏的观点，在北宋时期，我国的气候状况经历了一个由温暖向寒冷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北宋前期，我国延续了自隋代开始至北宋真宗初年即公元1000年长达400余年的第三个温暖期的气候状况，随后自11世纪初至12世纪末相继经历了约200年的第三个寒冷期。[1]此外，蒙文通等人有关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的研究也涉及到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化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两宋时期的环境变迁与环保研究”(06JA770016)成果之一。

①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30年第9期；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李迪：《沈括对气象的记述与研究》，《大气科学》1977年第2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满志敏等人的相关论著对具体涉及宋代气候变迁的问题作了史料补充与分析，或对竺文中有关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某些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期的时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铮等人就认为，在近2000年间，以1230年为界，前期相对温暖，后期相对寒冷。其中，唐后期广明元年(880年)至南宋后期绍定三年(1230年)的350年间的气候为混沌时期，或者说是一个气候转折的过渡时期。①有人甚至还对竺文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根据予以了否定，对其中的一些结论也提出了质疑。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王玉德、张全明等著：《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7(1)期；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的温度变化幅度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2(2)期；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载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编《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张德二等：《中国东部6区域近1000年干湿序列的重建和气候跃变分析》，《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7(1)期。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近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分期》，《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二)，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

    ②牟重行认为，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在分析使用历史文献资料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主要问题有：(1)对文献误解或疏忽；(2)所据史料缺乏普遍指示意义；(3)推论勉强等。由于选择的气候证据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以致据此勾勒的中国5000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上难以成立”。见《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一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气候记录

近数十年来，人们在谈到北宋气候状况时，大多认同竺可桢提出的观点，认为北宋前期的气候是继唐代以来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至真宗初年的公元1000年时开始进入第三个寒冷期，直至南宋中后期结束。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气候及其变迁真是如此吗?下表为当时开封地区168年间气候变迁状况的具体资料辑录：

http://economy.guoxue.com/showimg.php?iid=6028
http://economy.guoxue.com/showimg.php?iid=6029

http://economy.guoxue.com/showimg.php?iid=6030
    http://economy.guoxue.com/showimg.php?iid=6031
    http://economy.guoxue.com/showimg.php?iid=6032
    http://economy.guoxue.com/showimg.php?iid=6033

上表中的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宋史》、《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三朝北盟会编》与相关宋人文集中能够确定其具体时间的异常气象记录。表中的“复载数”是指同一年内同一气象记录在不同史书或同一史书不同地方所出现的频率；该栏中加圆圈的数字表示寒冷气候资料频率，不加圆圈的数字表示温暖气候资料频率。“气候状况”栏下引录资料前加“※”符号的表示寒冷，不加“※”号的表示温暖。同时为便于人们对北宋末年寒冷气候的记载一目了然，故把钦宗任内(靖康一～二年)不同日期的异常气候记录(不含复载史料)在表中全部列出。据上表统计，自北宋初年(960年)至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的168年中，录有涉及当时异常气候的资料共240条。其中，在公元1100年以前的北宋前中期，有冬暖的气候记录110条，冬寒的记录64条。而在公元1100年以后的北宋后期，有寒冷的气候记录66条，冬暖气候的记录一条都没有。

二  北宋前中期开封地区的温暖气候(960～1100年)

现代气象科学认为，“暖冬”是指当年冬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冬季平均气温偏高0.5℃以上。“冷冬”是指当年冬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冬季平均气温偏低0.5℃以上。在北宋时期，虽然不可能有类似今天的标准气温记录，但有关冬温或雪寒的记录大致能反映当时气候暖、冷变化的实际。按照现代仪器观测记录，开封地区现在每年1月的平均温度已低达-10C，冬季出现小雪或寒冷天气是比较常见的正常现象。北宋开封若在冬季无雪无冰，则反映出这里的气候与现在相比是相对偏暖的；若连续大雪或冰冻甚至出现冻死人的气候，则属严寒或寒冷期。

    据上表可知，自北宋建立(960年)至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140年中的暖、冷资料分布有显著的差别。《宋史·五行志》等史籍中有关开封地区此期出现冬无冰雪或气候偏暖的史料涉及49个年份，明显超过同一时期涉及31个年份的冬寒记录。至于有关冬暖的记录频率，其比例则更高。这表明开封当时是处于暖冬时期。考虑到有些可能缺载的冬季偏暖年份，那么当时暖冬年份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现代我国一月平均温度的0℃线在淮河一线，而开封的地理位置在

    淮河以北，通常每年下雪或结冰的时间应较淮河流域为早。据载，“当时人们在开封比较常见的降雪最早应开始于十月，夏历十月的平均日期相当于今阳历的11月9日至12月8日；而现代开封平均降雪初日在(阳历)12月5日，最早为11月8日”[2](p33)。然上述北宋开封地区冬温无冰或迟至阴历闰十二月还未下雪的事实表明，当时这里冬季的气候无疑是偏暖的。故有人认为，“研究用极暖与极寒事件拟合1000年以来我国温度曲线，在北宋这一时段也是明显偏暖的”[3]；“北宋史料中冬季少雪或无雪的记载，大部分应相对应于暖冬现象”[2](p33)。开封地区冬季无雪或少雪的原因虽有多种，但大多是当时温度偏高、缺少强冷空气影响所致。尽管竺氏认为的偏暖年份的计算以及起止时间与上述表中资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有出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竺氏当时受条件限制，收集与整理有关冷、暖史料的手段只能完全依靠个人阅读与摘录而难以全面涉猎相关史书，以致所引资料的种类与数量等都较为有限，更不可能对北宋不同时段的冷、暖史料做相对精确而有效的比较与定量分析)，但判断当时气候是偏暖还是偏冷的依据却基本一致。

    从现存的大量史籍记载看：不只是北宋前期，而是大部分时间内开封等地接连出现了暖冬现象。据统计，在建隆元年至哲宗元符三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全国大范围内的气候一直是接近或超过现代的温暖程度的。如开封在冬季频繁出现暖冬现象，经常整个冬天没雪或少雪。一般来说，属于典型的黄河流域的开封地区冬季无冰雪或少雪，一定是与暖冬相联系的。有关这类气候的大量记载，表明北宋开封的气候是处于相对温暖的时期。

    在上表有关北宋京城气候的许多史料中，还大量记载有因冬季无雪，以致皇帝在夏历十二月亲自或命辅臣祈雪的活动内容。一般来说，“冬季无雪”或“祈雪”这两种情况的本质相差不大，都是指开封一带冬季气候相对偏暖的现象。正是因为“冬季无雪”，皇帝才可能下诏“祈雪”。如乾德元年闰十二月甲寅，太祖“命近臣祈雪”；雍熙元年十二月甲辰，宋太宗对宰相说，“今冬气和暖……若得三五寸雪，大佳”[4](卷二五)。在当时的夏历十二月甚至是闰十二月，东京等地还未下雪，说明当时冬季偏暖且缺雪。

在许多宋人的文集中，如王禹偁、欧阳修、宋祁、司马光、曾巩、苏辙等人都曾参与“祈雪”而写过或多次写过“祈雪文”，祈盼当地冬季下雪，以改变冬暖天旱的现象。治平元年前后，宋祁在《祈雪文》等篇中都记载过当时“自冬无雪，大寒不效”、“暖气蚤来”或“嘉雪遽沾，未能周浃”的冬暖无雪的情况。[5](卷四八)这反映出在宋人对气候的认识经验中，是把下雪与寒冷相联系的。而司马光则把冬季无雪与暖冬的关系说得更加清楚明白：“历冬无雪，暖气如春。”皇祐年间，由于雪霜不时，“自秋徂冬，天泽未浃”，所以他在《诸庙祈雪文》中更是急切地希望“使雪以时降”。[6](卷八○)。同一时期，苏轼的《五岳四渎等处祈雪祝文》和曾巩的《诸寺观祈雪文》等“祈雪”类文字，大体都反映了当时开封等地冬季没有下雪的暖冬气候。苏辙的《齐州祈雨雪祝文》更反映出当时冬季以开封为中心的黄淮海流域，包括偏北的今济南地区有时也无雪或少雪的暖冬现象：“某摄守济南，适丁旱灾。自秋徂冬，迄此春莫”，无雨无雪，故祈“嘉雪时降，以宽吏民之忧”。[7](卷二六)济南地区所处的位置较开封高近3个纬度，距离相差200余千米。当时苏辙为官齐州(治今济南)，由于冬季一直没有雨雪而致干旱，因此他撰文祈雪。应该说，当时济南地区冬季无雪现象所反映的冬季偏暖气候更为典型。

北宋前中期有关祈雪与暖冬相联系的文字还得到了不同史料记载的印证。如至和元年十一月庚辰，宋仁宗“遣官祈雪”；次年三月，范镇在其上奏文中则谈到“臣伏见去冬多南风”。[4](卷一七九)气候常识告诉我们，我国冬季多盛行西北风，而夏季才盛行火热的南风或东南风。然当时开封“去冬多南风”，可以肯定京城开封那年冬季偏暖，没下雪或少雪。当然，史书中也有“祈雪”之后当地下了雪的记载。如前述宋祁在撰写《祈雪文》后不久，因如祈下雪又写了《谢雪文》。其中载道：“向以寒气不效，雪不时降……(次月)甘泽遄降。”[5](卷四八)在雍熙三年十一月太宗幸建隆观祈雪后月余，也见有“大雨雪”的记载。次年也如此。[8](卷五《太宗本纪》)但总体来看，这种情况一般较为少见，所占比例相对不多。

    在《宋史·五行志二上》等相当集中、明确记录北宋京城冬季气候偏暖的史料中，除上述大量冬季无雪或无冰的记载外，还有许多这一时期春夏秋季气温特别燥热的史实：“天圣五年，夏秋大暑，毒气中人”；“春燠而雷”。[8](卷六二《五行志》)元丰八年冬无雪，次年正月刘挚载其天气说：“今自去冬以来，都无雨雪。畿甸及京东、西，近而易知也。陕西、河北、江淮之远，有人来，臣每询访，皆云大旱。则被灾之地，可谓广阔……去年十月至今并愆雨雪，骄在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他的这一陈述，还得到了当时监察御史王岩叟的印证：“伏见自冬不雪，今涉春矣。”[4](卷三六四)北宋开封等地多年“历冬无雪”，或冬春大旱与“夏秋苦暑”，说明当时中原一带不仅冬季气候偏暖、温度相对偏高，而且这种气候还不断延续，在春夏秋季也有类似的表现，从而反映出当时东京等地全年都是相对偏暖的气候特征。

    有关北宋前中期大部分时间内的冬季气候偏暖的另一个表现是，当时记载霜雪害稼的史料较为少见，《宋会要辑稿·瑞异》等史籍中仅见数条类似记载。一般而言，开封地区下雪的正常时间应在冬季，提前或推后在秋、春就会影响农作物的收获或春苗的生长。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霜雪害稼”。古代对于京城地区这种异常的气候状况一般多有记载。从现存史书来看，北宋时期的史料保存得较为丰富而完整。霜雪害稼记载很少的原因，应是当时这类现象确实很少。如翻阅《长编》有关北宋英宗以前的大部分内容后，仅见一条相关记载：“时八月，霜雪暴至。”[4](卷一二二)在查阅宋人多部文集后，也仅见刘敞对“降雪不当时”的一条记载：皇韦占前后，刘敞离开为官三年的江浙来到开封，正遇九月“秋即雪”。这次秋雪，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解与诧异，“长老或以为寡”，认为是“不当雨雪也”；“或日，物不时为灾，雪当降于冬，不当降于秋，降于秋不时也”。[9](卷四八《志雪》)上述仅有的少量“降雪不当时”的资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开封一带冬季偏暖的气候状况。当然，现在已知的相关史料少或缺乏记载并不等于没有，但上述推测应该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开封一带气候偏暖的客观实际。

    此外，还有大量的物候学方面的资料，也反映了北宋前中期大部分时间内的冬季气候偏暖的状况。如在当时开封地区仍能发现一些在今江淮以南温暖湿润气候条件下才能存活、生长的竹子和梅花等植物花卉。同时，在上述竺氏等人的文章中，还大篇幅地谈到一些特殊的物候现象：当时因气候温暖湿润而受寒冷、霜冻的影响较小，南北各地的许多农作物如小麦等的生长、成熟季节相对比现在提前的事实。

    竹子生长性好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自上古以来，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存在大片竹林。尽管以后我国历史上的气候曾出现过多次暖冷的交替变化，但至隋唐时期，位处今河南开封西北的博爱县境仍设有管理竹园的司竹监[10](卷三○《凤翔府·司竹监》)。到了北宋，东京城内外的御苑和私人园林中，大多栽种有成片的竹子。在现存的许多宋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今河南滑县一带沿黄河流域地区用竹木或以竹木为水埽加固堤岸、用于防治黄河决口的记载：“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辫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十尺至百尺，有数等。”[8](卷九一《河渠·黄河》)宋人还说：京城延福宫御苑内“筑土植杏，名‘杏冈’，覆茅为亭，修竹万竿，引流其下”[8](卷八五《地理志》)。开封“早辰桥市巷口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11](卷四《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东京有专门的竹木匠与竹木铺，表明这一地区当时竹类栽培较为常见且范围较广。直到北宋后期气候急剧转寒之时，开封御苑中还分布有大片的竹林：“清斯阁北岸，万竹苍翠蓊郁……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无杂花异木，四面皆竹也”；时人还在描写《竹冈》诗中说，“仓云蒙密竹森森，无数新篁出翠林”。[12](卷二《元符末掖廷》)

至于梅树的生存，因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比竹子更需要温暖湿润的条件。隋唐时期，因长安、洛阳等地气候适宜，梅树在这一地区生长较好。开封与长安、洛阳基本处于同一北纬度线，故至北宋时期，东京地区又见有红梅、江梅等多种梅树生长。北宋诗人梅尧臣就曾在咏梅类诗中载道：“此土只知看杏蕊，大梁亦复卖梅花”；“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忆在鄱君旧国傍，马穿修竹忽闻香。偶将眼趁蝴蝶去，隔水深深几树芳”。[13](卷一七《京师逢卖梅花五首》)北人不仅初识江南的梅花，而且还在街市上出售，可见民间也有较多栽种，且培植技术较高，同时还有一批赏梅的爱好者。司马光也曾有咏梅诗称：“京洛春何早，凭高种岭梅。纷披百株密，烂漫一朝开。”[6](卷一三《和君贶宴张氏梅台》)这些种植于洛阳野外的梅树，反映出当时同一纬度的京、洛地区之气候与植物生长的同一性。宋人朱弁也曾说：“顷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许、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绿萼梅、千叶黄香梅凡四种。”[14](卷三《韩景文赠梅并题绿萼亭》)《宋史·地理志》载，东京御苑与后来的万岁山等地都有“梅渚”、“梅冈”。其中梅冈“植梅以万数，绿萼承趺，芬芳馥郁，结构山根，号‘萼绿华堂’”。当地植梅规模之大及其生长情况由此可见，同时反映出北宋末年气候开始转寒后梅树并未马上被冻死的实际。

不仅如此，北宋时期还有一些热带或亚热带动物如大象、老虎等野生动物从江南又回到黄淮流域的开封、南阳等地。如建隆三年六月乙卯，“黄陂县(今属湖北武汉)有象自南来食稼”；乾德二年春正月辛巳，“有象入南阳，虞人杀之，以齿革来献”；开宝九年冬十月己酉，“吴越王献驯象”。[8](卷一《太祖本纪》)象等亚热带动物在河南一带出没，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具有适宜它们生存的气候环境，反映出北宋时期大部分时间的气候是相对偏暖的。正因为如此，在北宋末年气候转寒以后至南宋时期，有关这类动植物在上述地区活动或生长的情况就未见相同史书中有记载。

    作为反映气候特征的一种指标，开封等地竹、梅的较大规模种植和在一定时间内的正常生长以及部分热带或亚热带动物从江南又重新回到黄淮地区，既表明北宋时期林木栽培技术的提高，又说明当时东京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

    最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暖冬气候还在北方地区获得了相同的印证，从而反映出同一时期的气候分布状况是大范围的，也是大致相似的。史载，苏颂熙宁十年(1077年)出使辽国，夏历十月三日(阳历为10月22日)自开封启程，至次年正月二十八日(阳历为1078年2月13日)还朝，沿途作诗28首，记述了该年年底华北至大兴安岭南端地区异乎寻常的暖冬气候。其中《中京纪事》诗云：

十一月十六日(阳历为12月4日)到中京(故址即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未经苦寒，天气温煦，几类河朔，行人皆知厚幸。纪事书呈同事阁使。

边关本是苦寒地，况复严冬入异乡。

一带土河犹未冻，数朝晴日但凝霜。

上心固已推恩信，天意从兹变燠旸。

最是使人知幸处，轻裘不觉在殊方。[15]

当时的阴历“十一月十六日”，相当于阳历12月上旬。诗中反映出当时北纬41°31′、东经119°10′的今内蒙古老哈河地区在阳历12月上旬前后尚未封冻。可见，这时长城以北、大兴安岭以南一带不仅未下大雪，而且“未经苦寒，天气温煦”。苏颂对当时辽东长城一带这类气候的记载，应该说是与前述宋人对熙宁年间开封地区的气候记载是相互印证的。这表明这一时期的暖冬气候在我国北方大范围内表现出了趋同性。

    从上表与相关资料可知，北宋前中期140年内冬寒的记载仅有31个年份，而冬暖的史料则涉及49个年份，加上《宋史·五行志》等所载的如“冬燠”、“冬旱”等较多偏暖年份的其他未统计资料，可以认为，我国这一时期是处于相对的温暖期是没有疑义的。同时也有必要指出的是，此期从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至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的100年中，我国当时的气候虽仍然处于温暖期，但“寒冬”年份所占比例已开始增多。不过，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同时其中还有多次暖、冷气候的反复交替变化。另外还须强调的是，在这100年中，明显偏暖的年份有33年，而明显偏冷的年份只有20年。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作为温暖期的延续而划入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应该更符合当时开封气候变化的实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竺氏有关北宋前期自宋真宗咸平年间即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我国的气候由温暖变得愈来愈寒冷，由此进入了我国历史时期的第三个寒冷期的结论，只是反映了当时气候变化的大致趋势；严格地讲，北宋开封地区气候变迁的时间跨度与波动幅度与竺氏的结论是不相符的。事实上，自北宋建立至宋真宗咸平三年以前，其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竺氏所说的唐代以来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此后直至宋哲宗元符末年的近100年中，其气候特征仍属于相对明显的温暖期。这就是说，不仅是北宋前期，而是直至北宋后期以前，开封地区的气候一直都是处于温暖期。大致在公元1100年前后数年问，开封地区原有的温暖气候在经过短暂的过渡阶段以后才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而进入了新的寒冷期。我们认为，从哲宗元符末年开始，原来处于温暖期的气候逐渐变得越来越明显地趋于寒冷，愈到后来，这种趋寒的气候出现了突然加剧的变动，故至北宋后期的徽宗初年，气候变化完全出现了新的转折——即进入了我国历史时期的新的寒冷期。因此自宋徽宗即位开始及其以后的几十年中，在《宋史·五行志》与《文献通考·物异》等专门记载当时特殊气候灾害的文献资料中，一条冬暖的气候史料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