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唐朝后期夏季少雨和长期干旱的推论,与中国历史气候记录不符
　　德国小组由岩芯记录的分析得出了从公元700年以后由冬季风加强、夏季少雨造成了严重旱灾的推论，认为这是唐朝衰亡的原因。但是，这些推论与中国的历史气候记录不相符合。中国处于季风区，降水的区域差异和年际变化都很大，但就总的状况来看，中国唐朝时的气候仍然呈现出干湿交替的特点。中国历史文献中有着丰富的关于过去气候的记录，经过了严格的勘校，其时间准确可信。在公元700－900年间，中国仍呈现干时段与湿时段相互交替出现的特点，而不是总体趋向于干旱。其中，公元711－770、811－1050年是湿期，公元771－810年是干期。唐朝灭亡于公元907年，很清楚，唐朝灭亡前的最后30　　年正处于多雨期而不是干旱期。
　　2.对所谓“冬季风强导致夏季干旱”的推论依据和“冬季风与夏季风强度反相关”结论的质疑
　　根据中国古文献的气候记载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寒冬记录发现，在公元700－900年间，据异常的寒冷、冰冻和大雪记录来确认的22例寒冬年份中，只有2例对应于夏季少雨，这表明90%的严寒冬季（强冬季风年）对应于多雨的夏季。这意味着寒冬-湿夏的对应关系才是唐朝后半期的气候特点。因此，笔者对德国研究小组提出的冬季风强、对应于夏季干旱的设想提出质疑，显然，基于这种设想而得出的唐朝后期夏季干旱的推断也就成问题了。
　　另外，由寒冬频繁出现而认定的2个强冬季风的时段即公元　　810－839年和880－899年，大致对应于由历史气候记录建立的湿润指数曲线的夏季多雨位相，而寒冬罕见的弱冬季风时段，即公元850－879年，则对应于湿润指数曲线的少雨位相。这样的对应关系和“冬季风强导致夏季干旱”的推论竟然完全相反，由此对德国研究小组在文中所称的“冬季风和夏季风强度在数十年尺度的变化上存在‘反相关’关系”提出了质疑。
　　3.钛含量指示的强冬季风年份和历史记载的寒冬年相矛盾，质疑钛值曲线能否代表季风变化
　　德国研究小组论文中指出，由湖泊沉积岩芯测得的钛含量值的时间精度很高，具有“年”的分辨率，并可以用来表示冬季风的强度，即：钛值高，代表冬季风强、冬季寒冷；钛值低，冬季风弱、冬季不寒冷。然而，我们却发现这些由钛的测量值确定的冬季风的强度变化与由历史文献的寒冬记载确定的冬季风强度变化并不一致，钛值变化曲线指示的强冬季风年/弱冬季风年和由历史文献记录确认的寒冬年/非寒冬年的事实大相径庭。面对这些矛盾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所用的中国历史气候记录经过勘定，其年代是无误的，所以对德国研究小组根据钛含量测定值判断的冬季风强弱变化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将钛含量值作为冬季风强度的代用指标的科学依据尚不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检证。
　　4.关于公元751年的坦逻斯之战和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的误读
　　德国研究小组将公元751年的一场寻常边境战事说成是唐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该战事以俘虏了中国造纸工匠而为欧洲广为知晓），而对其后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却未见提及，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读。历史学家们公认：发生于公元755年持续七年的安史之乱及其随后相继发生的藩镇割据、国内战争和社会动乱，极大地消耗了国力，是导致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重大的史实在德国研究小组的论文中却没有被提及。
　　中国的历史没有中断过，延续三千年的历史文献气候记录提供了气候的时间、空间演变方面的详细信息，它可以与多种代用气候资料（树木年轮、冰芯、湖泊沉积物等）互相补充，有效地用于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等问题。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贡献的科学财富。而关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人类文明的兴衰问题有着极丰富的内涵，显然不是仅由一个钻孔的测量数据就能够揭示的，何况该测量数据的科学解释尚存疑问，有待于进一步的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