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载体变迁

——读贺巷超之《文献价值论——现代文献学的价值论解读》

    贺巷超是图书馆学、文献学界的大家，论著颇丰，偶在图书馆内发现他的一个著作《文献价值论——现代文献学的价值论解读》，便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借回来看看。读一本好书，如品一杯淡淡的香茗，细细品咂，慢慢读出一些滋味。

    《文献价值论——现代文献学的价值论解读》共分五章，“总论——文献价值概要”、“客体论——文献特性研究”、“主体论——文献需求研究”、“认识论——文献价值评价”、“实践论——文献价值的实现”。结合本学期的课程设置内容，对第二章“客体论——文献特性研究”的品读又是最为详细的。

    一、按载体对文献的种类划分

    任何文献都无法脱离载体而单独存在。正是这种依附关系使得我们可以从载体的角度来研究文献，并对其进行相应的种类划分。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人由于本人的知识构成、思想认识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依据载体的不同而对文献的划分也存在着各自的意见。

    贺巷超先生主张按照载体的不同，而将其分为自然载体和人工载体两大类。但这个观点的论述，贺先生却没有做过多地介绍和评析。相反他又提出了“追寻中国文献载体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可以把它概括为五种依次递进的形态：第一次是以泥板、甲骨、刻石、简册为代表的纯天然载体，第二次是以竹木、缣帛为代表的粗加工载体，第三次是以纸张为代表的专用载体，第四是以感光和磁性材料为代表的音像载体，第五是以光盘、磁盘为代表的数字载体”这样一个观点。其实仔细看这五个递进形态，它们还是服从于自然载体和人工载体两大类的划分的。首先第一次的纯天然载体为第一类，而后面的二、三、四、五四类则都是人工载体。但贺先生在划分时显然将“简册”与“竹木”看成了两个事物，其实二者应该视为同类，应归入第一类中，而第二类中的“以竹木、缣帛为代表的粗加工载体”换成“以金属、缣帛为代表的粗加工载体”更为贴切一些。之所以这样改动，本人认为竹木虽然存在着杀青、编排等工序，但这些与甲骨需要烧灼、排列编连其实是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承接关系更为明显。竹木直接取材于自然物，所要经手的工序很简单，与缣帛、金属为载体的文献的“粗加工”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缣帛是一种柔软的丝织品，人们要首先将生丝变成熟丝，之后将丝纺成丝绸，这个过程的加工意味就更加浓厚了，成型后的丝织品与丝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而古人很少使用单一的金属矿石铸造金属器皿。我国的夏商周是辉煌的青铜时代，铸造了大量的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有很多的铭文，成为我国古代文献家族中比较另类、独特、辉煌的一页。在青铜器上刻写铭文，这种金属载体的形成是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和物理变化的，它们的成分比配也存在一个大致的变动区间，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就说明了当时人对青铜器的加工已经达到了很精密的程度。因此可以将金属、缣帛归为一类进行研究。

    当然这只是贺先生的个人看法，其中有本人的一点私人意见。其实在这问题上，学术界的分歧还是蛮多的，尤其是在档案界。如赵淑梅老师就提出了三分法，即直接取材于自然物或粗加工、纸张和高分子复合材料。因为纸张使用了一千年多年了，人们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惯性，似乎它就是很重要，文献离开了纸张似乎就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可因素。因此人们都喜欢在分类的时候，将纸张特特的独归一类。其实这种分类有其可取之处，也有其不可取之处。可取之处是有利于我们认识纸张这一个独特的载体类型的很多特性，可以更好地揭开纸张为何能够支撑千年的传奇。但不可取之处就是它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不利于我们发现纸张与其他载体的共性，似乎它只有个性。其实使用千年不是纸张这一种载体类型的，甲骨也使用了近千年，简牍也使用了一千多年，如果细论，石头这种载体从秦汉一直使用到如今，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了。贺先生的五个递进类型只是将五千年的载体变迁史给细化为五步，它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分期，而不是载体的分类。能够代表贺先生载体分类的观点还是两类法：自然载体和人工载体。

    二、载体变迁中的变数与定数

    周文俊在《文献交流引论》中指出：“当某一种文献载体已经负荷不起繁重的交流活动时，它便不得不脱离交流的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载体，而以一种历史文献的身份存在”。文献载体始终处在一个变化的格局之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甲骨、简牍、纸张，先后在悠悠五千年的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缣帛、金石等也在特定领域、特定时期展现了其作为载体的独特魅力。载体总是存在着一个更替的问题，就像五千年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江山易主，朝代更替一样，载体的变迁也存在着一个变数与定数。

    所谓变数，就是在历次载体更替变迁过程中不断强化、改变的因素。贺先生在总结文献载体发展演变的五个递进形态时指出，“优化保存性能”，“提高记录效率”，“增加信息容量”，“材料廉价易得”，“方便大量复制”，“文献寿命趋短”，“易于广泛传播”，“载体和谐共融”，“有利资源共享”九大方面的因素，刨除“载体和谐共融”其他八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文献载体变迁中的变数。保存性能越来越好，记录、印刷速度越来越快，信息容量越来越大，文献寿命越来越短，这些都是载体中的变化。任何事物的更替都是一个好的新事物逐渐取代一个旧的事物，这里的新旧不是从时间上而言的，而是从性能上而言的。处在后生的新事物总是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优越性能超过于旧事物的，并且这种优越性并不是只体现在一代事物的传递，而是历代事物的传递都会依存这样一个规律。有人曾说，中国古代社会就陷入了一个历史的魔道，“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一治一乱，总也走不出这样一个规律。其实，文献载体的变迁也是这样子，一个新载体的产生是富有针对性的，它是为了解决旧载体的某方面的残缺而诞生的，这是它的历史使命。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兴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因素起到了决定性因素，那就是人的选择。说到底，人的选择是一切事物更替的内在原因。因为文献载体是为人服务的，只有人使用起来方便了，人出现了某种偏好，那么载体也会出现某种相似的趋向，从而导致旧载体的逐渐衰落，新载体的逐渐产生兴旺。而恰恰人是最喜新厌旧的动物，所以载体始终处于一个变动的过程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在错综的变化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即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如前面在变数中的论述那样，载体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便民。载体的最终选择权在于使用它的人，而不在载体本身。这样，人就不可能去选择一个自己使用比较费劲的载体，任何人都趋向于比较容易简单的东西。载体的便民性就是载体变迁中的最大的定数。同时，载体本身并不具有排他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变数论述过程中，笔者愿意剔除“载体和谐共融”那一项，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为变化中的定数。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用电脑制作起草文件，到复印社复印资料文件，用纸张记录日记，用U盘、移动硬盘存储资料，等我们故去了，坟前会竖起墓碑，上面刻有碑文。纸张载体的、磁介质载体的、石介质载体的，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其实在古代更是这样，他们虽然不晓得电脑，但听说慈禧、珍妃都特别喜欢拍照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清末照片资料，这是因为人们将照相机作为一个可人的玩具，人们喜新厌旧。《红楼梦》里的林妹妹特别喜欢在手帕上写诗，这就说明在清朝女人之间还存在着缣帛文献。载体与载体之间不存在排他性，它们都以各自独特的个性在文献的大家族中扮演着不同的地位和角色，也因为某种独特的文化性质而使之成为别无旁代的载体类型。比如秦汉之后的缣帛文献多是男女情深的替代品，我们的墓志铭从来都只能用石头的做成等等。

    三、信息冗余问题

    我们希望简单，但我们却无奈生活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里。到处都在炮制着信息，有人说我们现在的信息更新率为每四年一换，那就意味着我们走进大学校园，等我们毕业了，所学的东西都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了。这有点太恐怖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实情，档案馆里的档案是越来越多，很多地方都开始抱怨库房不够用了。

   信息爆炸是时代的实情，但果真就没有别的因素么？贺先生似乎很相信人情在这里面的作用，也就是说，与其是时代促成的，不如说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贺先生指出信息冗余在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文献信息过剩，有害信息的增加和无效文献的堆积。有材料表明，在各类文献中，有用的可信的情报信息仅占25%。曾有专家们估算，美国近十年发表的关于基本粒子理论的文章有99%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伪科学出版物、非法出版物、网络信息污染风靡全球，重复出版、重复发表、剽窃抄袭更在学术界风行的很，近些年一大批所谓的专家、学者、院士、校长之流都卷入了“抄袭门”，可见我们所面临的信息冗余问题更多的是人们自己造成的。一方面我们面对如此众多的“信息”而真假难辨，举手无措，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毫不客气相当阔气的在不断“推陈出新”的制造新的垃圾信息。

    其实，对于档案的爆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销毁这一个关口我们始终做得不好。法律明文规定无用的档案是要销毁的，但真正按照法律程序定期销毁档案的其实并不多。因为责任。万一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于是众多的“万一”因素，让档案的销毁问题成为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现在，很多名人到故乡或故校、故厂地访问，这些故乡、故校、故厂地的档案部门往往能拿出名人或者名人家人幼年的一些记录材料，而这些材料很多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或者建国初叶产生的。请问那些名人的幼年档案有必要保存么？他们的家人的小学成绩单有必要保留么？显然不应该保存的。但我们的社会却会对这种事情大吹大擂，好像名人的幼年也很名人一样。除了名人，其实很多的过期的档案文献都是没必要保存的，但害怕出问题，领导都有一种但求无错的心理，因此档案像貔貅一样只知道进，不知道出，出现爆炸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