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

    最近，从集报界朋友范光永处看到了一份他刚刚搜集到的明代邸报。这是不久前他以2800元的高价，从北京潘家园的旧书商手中购得的，而后者则是从山西方面的藏家中寻觅出来的。这份邸报出版于明熹宗天启年问，是迄今为止，第一次被发现的明代邸报的原件，也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

这份邸报长宽约37x 13厘米，是一个长条形的单页，用类似仿宋体的长方形书写体雕版单面印刷，上下用一道横线分成两栏，上栏很窄，只有由右至左横写的“邸报”两个字，下栏较长，是报道的正文，共14行，每行6至24字不等。周边有些残破，但大体完整。字迹有些漫漶难辨。全文如下(难以辨认的字用“口”代替，标点是后加的)：

    邸报

    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上谕：温体仁等奏酌保出力人员摺，本年东河长口口口，口口迭出，该管文武弁抢护平稳，自应量口鼓励。开归道口口口口口道周维持俱着加恩交部议。东留县县丞倪文焕口口口同升衔。钦此。

    上谕：口宁国府知府员缺，着高时明补口。口口。

    旨：朕口口口口东庑，遣盛福各分献。口口。

上谕：顾秉谦奏拿获拒捕匪徒审办一摺，此案广东匪徒马口山等在广口贵县地方迭口抢劫，复敢聚众抗拒官兵，口属藐法。经属县等奋力围捕，口口格毙匪徒昊豫口口口，口口口口马希山口口口，口委员严加根究，仍饬该府县会营严缉在逃，各逸匪，务获究办。并严令各交口口口，口缉余匪，毋使藏匿。所有此兜拿匪徒速之快查亦口口口口者，酌保数员，侯朕施恩，毋许冒滥。钦此。   

其中用“口”标识的，是印刷时着力不足，字迹模糊难以辨识的部分。前此的收藏者曾经根据残留的笔划，或根据上下文，或以意度之，用红笔作了勾勒。但未必全部符合原件的原文。如“上谕：口宁国府知府员缺”这一段文字中的“口”，就被那位收藏者勾勒成“微”字，其准确性颇为可疑。因为宁国府古称宣城或宣州，地处皖南，明清以后隶属于安徽省，勾勒成“徽”字，还可以讲得通，勾勒成“微”字则不可解。为慎重计，所有被后人勾勒的文字，全部不予采用，一律维持原状，即仅保存原件文字中可以辨识的部分，以免失真。

    这份邸报，连同报头和笔画模糊不清的部分，共约308字。报头下第一行开列的年月日，说明了这是一份发行于明熹宗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元l627年8月6日)这一天的邸报。从可以辨识的断断续续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份邸报主要为她的读者们提供了三条信息，其中两条属于褒奖和任免官吏方面的内容，一条属于缉拿刑事罪犯的内容。任免的，只是几个中下级的地方官员，缉获和“格毙”的，只不过是几个小毛贼，可以说都不算是什么重大的信息。明朝发展到熹宗天启年间，已进入晚期，也已是多事之秋。再经过一位崇祯皇帝和十七八年的时间，整个王朝除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外，就基本上覆亡了。但天启七年六月这个月的《明实录》阙失，无可稽考，《明鉴》虽有记载，又确实无大事。因此这份邸报的报道，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其中提到的两位官员，一个温体仁，时任礼部尚书，《明史》称他“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一个顾秉谦，时任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明史》称他“为人庸劣无耻”；都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同属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天启七年六月这一个月，也正是一场大的政治变局即将来临前的短暂平静的时期。再过一个月，就陆续有抗清大将袁崇焕被罢，年仅23岁的明熹宗突然“驾崩”，和魏忠贤随之垮台等重大事件发生。可惜留存下来的只有这一份邸报，上述那些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后的大事是如何报道的，就不得而知了。

    这份“邸报”原件的出现，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以下的信息。即：一，证实了明朝末年已经有了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这种民办的报纸。证实了当时有人发行“邸报”，有人“以送邸报为业”，有不少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载了他经常看“邸报”，天天有“邸报”可看，这些都是事实。二，证实了明末的天启年间已经有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从这份报纸的纸张和字迹，可以看得出来，她是用明时制作的质量较差的廉价纸张和近似于仿宋的长方形书写体书写雕版印刷的。证实了我曾经说过的，“(明朝中叶以后)发行量比较大的时事性政治材料使用印刷手段，万历到天启这一段时间，估计仍然是手抄和雕版印刷两种方式并存”的这一说法，大体符合实际。三，上述的民办报纸，在当时已经开始使用了名为“邸报”的正式报头。这也是当时人对“邸报”有种种异称，但仍以“邸报”作为最常用的称谓的一个原因。四，邸报可以是书册状的，也可以是单页的。这份邸报就是单页的。估计在邸报发展的历史上，单页的形式出现在前，书册的形式出现在后。单页利于抢时间，便于及时书写雕刻印刷出版。书册则可以扩大信息的含量。更多地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五，从这份邸报的页面上，还看不到出版这份报纸的民间报房的“堂”名，或发报人的姓名。说明这是当时编发这类邸报的民间报房业(即所谓“抄报行”)的通例。当时报房业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十分激烈，报房业者的品牌意识还没有受到重视的表现。这些都是值得新闻史研究者关注的。

    15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喜见明代的报纸》的小文章，介绍尹韵公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发现了一份明朝万历年间出版的《急选报》的事。那份《急选报》是一份作书册状的雕版印刷品，以通报官吏选拔和任免信息为主要内容，出版于万历八年，即公元1580年。已故明史专家谢国桢曾称之为“此即为邸报之一种”。尹韵公则认为“极有可能是明代邸报的一种不定期的增刊或者说号外”。我在那篇小文章中同意他们的观点。既感到高兴，又有点遗憾。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明代公开出版的报纸，遗憾的是只看到了邸报的“增刊或者说号外”，还没能看到明代邸报的正刊和原件。这份“邸报”的发现，弥补了我l5年前的遗憾。虽然它的出版时间晚于那份《急选报》近50年，但它毕竟是一份正式的邸报，而不仅仅是它的“增刊或者说号外”，使我们对当时的“邸报”有一个直面的感性的了解。

    长期以来，古代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靠的是正史、野史、日记、尺牍、文集、公私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资料。除了伦敦和巴黎收藏的两份“敦煌进奏院状”，少量的清末的报房“京报”和前引的那份明季的《急选报》外，鲜有实物作为佐证。近十五年来，由于集报界的努力，大量的清朝出版的报纸的实物，被发掘了出来。在这方面斩获最多的，除前引的范光永外，还有安徽的冯艺和北京的李润波诸先生。他们的藏品中，有大量的清朝初期和中晚期的报纸。过去，我只看到过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出版的报房“京报”，最早的只不过是乾隆年间出版的“题奏事件”(“京报”附出的单页)，现在则可以从他们的收藏中直接看到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各朝报房出版的“邸报”。这些“邸报”都有正式的报头。有的还有出版它们的报房的堂名。真是眼界大开。现在又从他们的藏品中看到了明朝的“邸报”，更是令人欣慰。这是集报界对新闻史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们的功劳，是十分值得感念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