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交通规则与治安措施
    关于宋代的交通规则，程民生先生曾有论述。今在程文的基础上略作补充以述之。
交通规则是维护交通秩序的法规。宋代的公共交通规则，即太宗时孔承恭所上“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十二个字。朝廷下诏，命京邑并诸州要害处，设木牌刻其字，违者论如律。但也有刻石者，如陕西略阳县灵岩所存宋代磨崖石刻《仪制令》中即有此文。石牌高一尺八寸，广一尺二寸，为当地县令所置。此规则颁行以后，很快普及到全国各地。北宋中期，“京师诸门、关、亭皆有之，而所在道途双堠(路标)处皆刻之”。
    宋代的交通规则，基本上沿袭唐代的《仪制令》，前三条为以往普遍执行的仪制和规则。只有第四条为宋代所创，但多数人不解其意。初颁行时，太宗问孔承恭：“令文中贵贱、长少、轻重，各有相避并讫，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承恭说：“此必戒于去来者，互相回避尔。”太宗说：“不然。借使去来相避，止相憧憧，于通衢之人，密如交蚁，焉能一一相避?但恐设律者别有他意。”南宋时，周密亦言：“律云去避来之文，最为难晓。”有位大理寺老吏云：“所谓去避来者，盖避自我后来者。以其人自后奔走而来，此必有急事故耳，故当相避尔。”按《庆元条法事类》所云：“诸应避路者，遇有急切事(谓救火之类不容久待者)许横绝驰过。”其义当包含老吏所云内容。因此知老吏所云甚有道理。此种现象也是道路交通之常情，宋人虽多不晓律文之义，但实际上却是能自觉遵守的。其他条文的实行，有例可证。宋人俞文豹撰《吹剑录》外集载，南宋嘉定时，临安府处理了一桩交通纠纷官司，其内容为：有士人为贩夫摘破裙裾。京尹曰：“轻盍避重?”令(贩)夫拜之。士人曰：“贱合避贵，必欲偿背。”京尹曰：“背直几钱?”曰：“元制十干。”公曰：“我偿汝十千。汝还他八拜。”士人语塞。此例说明，宋代的《仪制令》是在现实生活中严格执行的。
    《仪制令》虽是宋代普遍遵守的交通规则，但毕竟太过简单笼统，不可能维护到各个方面的交通秩序。尤其是城市交通，因坊市制度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街巷狭窄，人员与各种交通工具流量增多，交通内容复杂多样，必须有更为细致的管理法则。因此，宋代还有对城市交通管理的具体规定。《宋刑统》规定，城市内禁止无故奔驰车、马，“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公私要速者，公谓公事要速，及乘邮驿，并奉敕使之辈，私谓吉凶疾病之类，须求医药，并急追人)，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沦。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城内行人必须从道路上行走，不得翻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违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从沟渎内出入者，与越罪同，越而未过，减一等。”城内街道须在官府规定的时间内方许行走。如“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声动则听行，若公使赍文牒者听，其有婚嫁亦听……丧病须相告赴，求访医药，赍本坊文牒者亦听”。乾德三年(965年)四月，“今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
    宋代不仅陆路交通有一定的规则，水路行船也要遵守一定的秩序。遇顺水、逆水或洲屿险处，皆须互相回避。若停船修补，须于宿泊之所安放标帜，使来者候望。“诸船人行船、茹船(茹塞船缝)、写漏、安标宿止不如法者，若船筏应回避而不回避者，笞五十。以故损失官私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三等。其于湍碛尤难之处，致有损害者，又减二等。监当主司各加一等，卒遇风浪者勿论。”
    宋代也有维护交通治安的一系列措施。在防止交通事故方面，禁止向道路射箭、放弹、投掷瓦石和设置陷阱、机关等。宋律规定：“射者，杖六十，放弹及投瓦石者，笞四十，因而杀伤人者，各减斗杀伤一等。”“诸施机枪、作坑阱者，杖一百。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若有标帜者，又减一等。其深山迥泽，及有猛兽犯暴之处，而施作者听，仍立标帜。不立者，笞四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山道路之上有井和泥坑处，一般安置木栏、绳索，以防止行人陷入。如大观四年(1110年)三月，儒林郎、前镇宁军节度推官慕宗亮奏：“臣伏覩在京每年开淘渠堑之际，并是近街筑坑以备盛泥，若被风吹土在坑面上，共地一色，又无物遮拦，及靓天下当过街路，与旅店中有井无栏木，其上件坑井若是阴黑，无眼人或有酒人遗身在内，必害性命。臣今欲乞天下当过往街路有井无栏木，令地主修置。在京泥坑无物遮拦处，令逐处地主每一坑用小柱四条，各高四尺，安在坑边四角，以一寸围径麻绳围三五遭，可遮拦得，免伤民众性命，仍令逐处合干人常切照管，如井栏损动，即令修补，常要牢固。”“诏依所奏。虑民间出办颇似科率，并宫中修置，在京令尚书工部、将作、都水监疾速施行。”南宋都城临安，城内多河道，河边也置有栏杆，以防夜行人不慎坠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