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从汤灭夏开始至武王灭商为止，历时600余年（约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前后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代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自从甲骨文的出土，殷墟发掘的成功，使得古代文献记载的很多殷商史实得以印证，商代已是中国古代的信史时代，是我国灿烂文化的奠基者，在档案事业方面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在殷墟发掘出土的刻于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文字，甲骨档案也被视为中国目前保存最古老的档案，并为我们研究商代的档案和档案工作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文献。

虽然目前档案界对商代的甲骨档案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迄今为止没有学者对商代的档案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探讨，有鉴于此，我们对商代的档案管理制度（因为商代档案的载体主要是甲骨，所以本文所述商代档案基本等同于商代的甲骨档案）主要从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力图勾勒出商代档案管理制度的基本面貌，以弥补档案界这一空白，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商代档案的收集制度

档案的收集工作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档案的接收和档案的征集。在商代档案的接收已经基本完善，而档案的征集因“文献不足徵”之故我们存而不论。商代档案的接收工作主要是通过归档来实现的，所以商代档案收集制度也主要体现在甲骨档案归档方面。商代档案的归档制度，也就是在甲骨档案完成其制作程序之后，需暂时保存或永久保存的档案，经一定的程序送交到档案管理部门归档。其目的也就是在保存甲骨档案的完整性与机密性，并提供便捷阅览，以作为商王做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虽然商代档案是如何具体归档，比如归档的时间、归档范围、归档手续以及归档的依据，迄今尚无充分的文献可以直接证明，但从地下出土的甲骨档案，成套卜辞、成套甲骨档案，考古发掘商代保存档案的穴窖，以及传世文献的记载等等，诸多证据可以证明商代甲骨档案确有归档的事实，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制度。

1.甲骨档案集中归档于殷都

甲骨档案的集中是经过有意的加以整理、存储的。所谓“存”，是有意义的保存着；所谓“储”，是有意识的加以储藏起来。每一位商王，常常有祭典、巡狩、任免、征伐、田猎、行止等大事公事，以至疾病、生育等小事私事，这些活动都有贞卜、又都不在殷都。凡是卜夕的文字，都属于王在外面的时候。因此卜夕之文，常记有在某地卜的字样，田猎、征伐、游观，也记所在之地，这些甲骨，必是用车载去而又载来的，不然就不会出现在商代的都城。卜辞集中出土于殷都，而卜辞所记占卜地往往在殷都以外的，可见这些在外地占卜了的甲骨，仍旧归档于殷都。这是商代甲骨档案的突出特点。这种携带龟甲出游，以便随时占卜的习惯，正与《周礼》记载“龟人掌六龟之属……，凡取龟用秋时……。‘旅亦如之，丧亦如之’”[1]记载相符。而其档案的集中殷都，正反映出商代档案管理制度有“集中归档”的事实，以便王室查证、参考、使用。

陈梦家在对殷墟进行详细考证之后认为：“卜辞集中出土于殷都安阳，而卜辞所记占卜地往往在殷都以外，可见这些在外地占卜的甲骨，仍旧归档于殷都”[2]。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帝辛征人方”，从十年九月到十一年七月，向东南部兜了一个大圈子，南到淮，东到海滨又到齐。还京之后，所卜用的甲骨，都完全带回来了，许多甲骨学者用以作（帝辛征人方日谱）的材料，全部都是这次旅行中的作品[3]。

2.商代档案集中储存于宗庙

殷墟考古，第一次所发掘第九坑，包含着一、二、五期；第三次所发掘的（大连坑），包含着一、二、三、五期；这很明白的，这种坑乃是地下的复穴而兼有窦窖，专供存储甲骨之处，武丁时用它，祖甲时用它，廪辛康丁时用它，直到帝乙帝辛时还在用它。又如第四次发掘的16 坑，只存过武丁到祖甲的卜辞，以后就不再使用了。第九次发掘侯家庄南地，有六块康丁时代卜用过的完整龟腹甲，半块背甲，迭在一起，存于复穴中，也许那时是要带回宫庭（小屯）而又被忘却了。当然，如果不是商代王室加以保存着所有贞卜用过的记录，把它储藏起来，就不会有现今所发掘出分期储藏的甲骨档案。这几次挖掘之处正是商代的宗庙和陵墓所在地，商代崇尚迷信，遵奉神灵，因此这些甲骨档案集中保存于宗庙。宗庙是神圣之处，被视为王权统治的精神支柱，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礼记·曲礼》所谓“宗庙在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4]”在宗庙保存档案非常安全，不易于流散和外传。档案保存在宗庙，首先说明了商代统治者将档案视为价值甚高的神圣之物，予以高度重视；其次也便于当时随时抽取，进行查阅，方便利用；最后也说明我国古代档案工作在起步之初，首先考虑的是档案的安全问题，已经包含了档案的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两个方面。

3. 按照来源原则形成的成套卜辞（甲骨）

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不仅是单片存在，而且有“成套卜辞”与“成套甲骨”的存在。

（1）成套卜辞

所谓“成套卜辞”就是甲骨上若干条辞义相同或省略的卜辞，分别契刻在一些卜兆之旁，而那些卜兆，则是在同一日内占卜同一事件的同一回合的贞问时所灼出来的，他们在甲骨上的部位，虽然分散在上下各处，但由于其序数可以相互联系，而能贯串全套。换句话说，“成套卜辞”是由甲骨上那些在同一天内占卜同一件事，而连续契刻在若干序数相连的卜兆之旁的若干条辞意相同或省略的正问或反问的卜辞组合而成。

由于商人占卜时，必先提问题，然后灼卜，坼兆以后，再占吉凶；至于记其占之中否，则需等到事情过后，才能检验。所以卜辞之序、命、占、验，四个部份并非一气呵成，当然也不可能同时契刻。例如：《殷墟文字·丙编》三四、三五，以及三六、三七、三八这五片腹甲中的每一版上，虽只六条卜辞，但都有两个占卜的日子，即“甲辰卜王入”与“乙卯卜王立黍”，可见不是同日之内所卜用，从甲辰至乙卯，前后十二天，中间相隔十天；或从乙卯到甲辰，前后五十天，中间相隔四十八天，无论如何，这两次占卜的时间，中间隔了一段不少的日子。然而甲辰和乙卯取用那五版时的先后次第，亦完全相同，及乙卯的第一、二、三、四、五版和甲辰的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可以在这套腹甲中，看到整版的数序，都是一或二、三、四、五等只有一种数目字的现象。从这一事实来看，这套腹甲，在甲辰日，用过之后仍被妥善保管，直到乙卯日取出来再卜的时候，其次序仍保持原状，根据研究，商人在每一天中，常卜问许多事情，取用许多甲骨，如果那许许多多甲骨和这一成套的腹甲一样，必须妥善加以保存，那么就非得有许多专门管理的人员（龟人、贞人）不可。同时也必须放在龟室（在宗庙之内）来加以保存。《周礼》记载 “龟人掌六龟之属…… 各以其物入于龟室……若有祭祀， 则奉龟以往…… 旅亦如之，丧亦如之 [5]”。这种制度与商代管理龟甲时的情形和需要，是十分相近，同时也证明了商代具有严谨的档案归档制度。

（2）成套甲骨

“成套甲骨”是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甲骨上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龟甲有编联成册的，牛胛骨有两股合成一包的[6]），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成套甲骨由三至五片不等所组成。

商代已经“有册有典[7]”，“典”字甲骨文已经出现则像以两手捧册之形有保存管理之意。甲骨亦有“册”字，皆像以丝绳或皮革贯穿龟甲或简牍为一束的形状与现在插架档案无异。这种典册可能就是殷墟考古所发掘的“成套甲骨”。从“典、册”二字之义，得知册的形成是经由数块甲骨编撰而成，典则为大册。姚名达认为：“商代大卜之官，用完卜辞后必将龟甲编穿成册，每册六甲按月日之先后，捧而保存之”[8]。然而并非每块甲骨用完之后均随意的贯串成册。成套甲骨的形成是由于有些刻辞内容较多，需要几块甲骨才能记完，于是将同一时期、同一性质、同一刻辞、同一事件或者同一来源的甲骨刻辞归类组织贯串起来，以免散失，形成“成册档案”。因此，“成套甲骨”应是需作为整体文献记录的甲骨档案方为“册”，所以未必是每一甲骨均有册几的标示。1973年在小屯南地就发现过这种成套甲骨。

此外，我们还发现有将“背甲制成刀子的样子，中间穿孔，上面刻辞的，[9]”据考古学家考证，背甲有一个不小的穿孔，可能是将若干甲骨穿扎起来，从殷墟考古的发现看，龟甲上的小孔，可能是为便于将若干片甲骨穿在一起成“册”状而挖凿的，这大概就是典册之“册”的原形，卜辞中的册字就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在甲骨文中收集到的“册”字写法共有58种，基本笔画不外横二竖三、横二竖四、横二竖五。竖有多种，横都是二，说明两编不变，恰与成套甲骨的形式吻合。在127号坑中曾出土一块甲骨，记有“三册，册凡三”字样，表明这套甲骨共9块，分三册编辑在一起。据于省吾双剑誃藏甲骨文字所著录的一片骨简（即127号坑中出土的甲骨简），经专家们的考证，认为它是商代时代有简册存在的唯一物证。董作宾先生在新获卜辞中，又发现其表面之一甲，尾尖有“册六”之文，稍上有孔，以为即“册六”犹之卷六，其孔即所以贯韦编册者；另一尾尖有“编六”之文。这些实物有力的证明了当时已有绳索贯穿成套甲骨，以利编次收藏，使之不致凌乱的意识。商代王室的占卜，常常用于隆重的典礼上，占卜有卜官专管，遇大事常需刻卜辞以资慎重考验，因此就用特殊为占卜而养的神龟，占卜前龟甲需先预制整齐的排列的钻凿，以便在相应的卜兆附近刻其卜辞，因此甲骨常有较精细的整治以及准备归档的记号。还有一部分甲骨留下了编次收藏的印记，以发现一批甲骨出自一个窖坑，记序数字从一到十有条不紊，书写契刻的文字或卜兆也都完好，而且甲桥上有贞人的签名，说明这批甲骨是经过整理之后编排收藏的。

无论从档案的集中归档、殷墟穴窖的发掘或是从成套甲骨整理的有条不紊来看，以及一块甲骨有时可以使用上很多时日等等，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商代档案管理是有“集中归档”的事实。甲骨档案的集中归档，为我们现在零散甲骨档案的缀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也是当时所预料不到的，但也正体现了档案集中归档保管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