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被告人出于筹钱救母的目的临时起意绑架他人……应以绑架罪定罪。”

2009年9月27日，伴随着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对张氏兄弟为筹钱救母绑架他人案的一审宣判，母亲谢守翠掩面而泣，趴倒在前排坐椅上。

最终，法院判处张方述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弟弟张方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

 

 2009年4月21日上午10时许，张方述为了筹钱给因突发脑溢血病危住院的母亲治病，纠合弟弟张方均一起到白云区三元里古庙附近，由张方述持水果刀劫持途经该处的妇女邝某明作为人质，张方均则在一旁展示写有“我只求有关部门能够贷款给我18000”字样的纸牌，要求贷款18000元救治母亲。闻讯赶至的公安人员经过劝解后设法将张方均带离，并说服其配合公安人员到现场劝说张方述释放人质。上午11时30分，因劝说无效，公安人员强行将人质解救，将张方述抓获，缴获水果刀一把，人质没有受伤。

 

法院审理认为，两被告在绑架过程中没有殴打、侮辱人质，也没有造成伤害后果，最后亦未实际索得财物，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绑架行为，依法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罚。另外，两被告人没有前科劣迹，是初犯，且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全案的事实，当庭自愿认罪，确有悔罪表现，酌情可从轻处罚。

另外，张方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张方均在案发过程中未直接对被害人实施抢劫和人身威胁，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已经认识自己的罪过，并且能够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令人意外的是，被众多人同情的“筹钱救母”的犯罪动机并未纳入轻判的理由。

 

本案法院宣判的亮点，是主审法官对张氏兄弟进行了法庭教育。法官告诫两名被告：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行孝也要遵纪守法，不能违法肆意妄为。法院还安排了白云心理医院的心理咨询师对张氏兄弟进行了心理辅导。

最令人动容的，是在法庭外不断有人给这个无助的家庭送上数额不菲的捐款。

 张氏兄弟需要真的心理辅导吗？能为救治重病的母亲而铤而走险，这个理由本身就足够的悲壮和无奈，一如传统戏剧中卖身葬父的伫立在街头的妙龄少女，一如站在易水岸边、萧瑟秋风中挥手作别的荆轲。

“我只求有关部门能够贷款给我18000（元）。”

这个要求天真而又实在，只是“有关部门”不会理会他们这么不合逻辑和程序的请求，也许他们已经过了多次努力。

无奈之下，张氏兄弟只好铤而走险。

抛开法律的威慑，这是缺少正常救济途径之合情合理推断；放置在法律权威之下，救母的成本明显增大，陡显出为母亲身体健康进孝心的份量。

不知道张氏兄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多寡，因为他们没有去诈骗、没有去盗窃等社会危害性质较轻、量刑较为温柔的犯罪，也许他们觉得那些行为不够光明磊落，也许他们觉得在诈骗、盗窃后无法告知受害人说：“我只求有关部门能够贷款给我18000（元）。”---日后他们还是有归还意向的。

 

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许这才应该对此案定性的关键所在。

 

绑架罪侵犯的是人身和财产所有权的双重客体，本案显然只侵犯到了受害人人身权利。而且对于绑架罪中殴打、侮辱人质，造成伤害后果，实际索得财物的行为是该罪的从重情节，而不能在无从重情节就必然从轻发落。

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对张氏兄弟的重罪轻判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依据。

 

张氏兄弟的筹钱救母绑架他人案，再现了情与法的碰撞和较量，在传统儒家思想作为主流的社会中，推崇的是三纲五常的教义和忠孝义的人情文化，情与法的碰撞和较量中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有的只是发人深思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就本案而言，是“穷人生不起病”的传说真实演绎，而类似这个家庭的窘态也许每天都在发生。

 

一个完整真实的社会，很难回避贫穷和富裕的两大群体分类，而贫穷和富裕人群的生存状态，也很难用同一个标准去界定和衡量。

张氏兄弟绑架他人的行为，却应该用和规范富人相同的法律去衡量，这也难免会出现反差和尴尬。

一个健全的社会，又必须有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如果只是用脉脉温情去判断，人们往往会失去统一的标准。

 

依据现行刑法规定，犯绑架罪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样的标准显然是重罪重罚的裁量，但为了适应现实复杂案件的需要，更有利于保护人质安全，今年2月28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把刑法第239条修改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对张氏兄弟的量刑，显然是同情张氏兄弟的遭遇而法外开恩。

 

共计3000元的罚金的数额绝对值并不多，但对于张氏兄弟的家庭也许是个天文数字，相同数额的金钱在不同人的眼里的价值截然不同的。

但凡属于人类，相同的情感是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报答，是一个让观众动容飞泪的原始情感冲动，这就是张氏兄弟作案的动机。这样的作案动机对受害人说来也没有社会危害性，因为他们既然可以通过让自己受到伤害去救母，也许就不会通过伤害别人去保全自己。

很多案件是由于生活或情理所迫，这时，犯罪动机就应该是定罪量刑的主要考量情节，只有充分考量动机，判决才能既尊重了法律又表达了情感。

而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对张氏兄弟的量刑并没有考虑“筹钱救母”的犯罪动机，或许他们为了追求与众不同，但重重地伤害了法律的尊严。

 

张氏兄弟不是在作秀，他们行为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一部成功的悲情剧。我们无法想象兄弟二人在为了母亲可能的康复曾经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最后的铤而走险也许是无奈之举。

当母亲重病的时候，或许需要耗尽自己的积蓄，或许需要自己贡献出血液或某一个器官，或许会需要寻求社会的资助，或许……或许会有人会对这样的选择犹豫不决。

 

“如果母亲能活下来，我宁愿折寿十年”。

这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为张氏兄弟捐款的女士如是说，她体会到了无力挽救、挽留因癌症去世的母亲之彻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