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立特行的旁观者
197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自传性质的小说《旁观者》,记录了14岁的德鲁克拒绝与别人一起游行,脱离队伍,成为永远的旁观者:可以为别人说话,但绝不和人们打成一片。德鲁克认为,他一生从事过的职业,包括记者、作家、顾问和教授的身份都是“旁观者”,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尴尬的是,德鲁克的旁观者智慧始终未被学界主流认可,看来不只是我们的学术界出了问题,连美国的主流学界也只关注理论模型的精致和数学逻辑的严密,而对真实世界的丰富多彩却不闻不问?
的确,德鲁克和学院派格格不入:学究气,拘谨,过时,细碎,对实践前沿充耳不闻。管理学者们也当然没有把德鲁克当做学者,看成自己人。他在纽约大学教书时被学者教授们当成记者看待。另一位声名远扬的咨询宿匠汤姆·彼得斯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读博士的时候,没有听到一位教授提到过德鲁克的名字。甚至有人在商学院读管理学博士的时,竟然从没有在课堂上读到过德鲁克一纸半字,虽然,私下里,不少学者也会赞叹德鲁克的见识。对此,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顺理成章。
但是,学院体制的拒绝并不能限制德鲁克富有光芒的思想,众多杰出经理人对其理论奉若圭臬,令其思考得到了实证意义的成功。于是,我们才有了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德鲁克,也才使得在企业的丛林中,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在咨询界,只有德鲁克才是真金白银。他的每句话,几乎都会有人信。于是在学术界我行我素的哈佛大学发出了邀请,独立特行的德鲁克却依然不为所动,可谓是天马行空、空前绝后。
1923年的11月11日,14岁的德鲁克,突然惊觉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旁观者;82年后的同一天,旁观者远行,德鲁克告别了他旁观的世界。历史揭示出的这一惊人的联系,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却又隐藏其中的答案。那么,整整82年的旁观,这位清醒的老人到底都给我们了些什么?
■ 最重要的贡献
1954年11月,德鲁克出版了管理学科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巨著—《管理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书,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德鲁克也因此成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德鲁克1999年1月18日在《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一文中,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是: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由它们怎么做来确定的。它们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
管理是我们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这种普遍的职能在每一个国家中,实质上在每一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管理者必须为他所管理的组织指引方向。他必须深入思考本组织的使命,为之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组织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
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两百年以前。但管理作为一个学科,其开创的年代应是1954年,即:《管理实践》的问世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而正是德鲁克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德鲁克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
德鲁克对“责任”、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以及企业的“责任”谈得很多。因此,进入德鲁克管理世界的捷径就是从认识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开始。
德鲁克在《新现实》一书中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称“管理”为一门“综合艺术”。他说,“管理被人们称之为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
197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自传性质的小说《旁观者》,记录了14岁的德鲁克拒绝与别人一起游行,脱离队伍,成为永远的旁观者:可以为别人说话,但绝不和人们打成一片。德鲁克认为,他一生从事过的职业,包括记者、作家、顾问和教授的身份都是“旁观者”,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尴尬的是,德鲁克的旁观者智慧始终未被学界主流认可,看来不只是我们的学术界出了问题,连美国的主流学界也只关注理论模型的精致和数学逻辑的严密,而对真实世界的丰富多彩却不闻不问?
的确,德鲁克和学院派格格不入:学究气,拘谨,过时,细碎,对实践前沿充耳不闻。管理学者们也当然没有把德鲁克当做学者,看成自己人。他在纽约大学教书时被学者教授们当成记者看待。另一位声名远扬的咨询宿匠汤姆·彼得斯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读博士的时候,没有听到一位教授提到过德鲁克的名字。甚至有人在商学院读管理学博士的时,竟然从没有在课堂上读到过德鲁克一纸半字,虽然,私下里,不少学者也会赞叹德鲁克的见识。对此,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顺理成章。
但是,学院体制的拒绝并不能限制德鲁克富有光芒的思想,众多杰出经理人对其理论奉若圭臬,令其思考得到了实证意义的成功。于是,我们才有了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德鲁克,也才使得在企业的丛林中,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在咨询界,只有德鲁克才是真金白银。他的每句话,几乎都会有人信。于是在学术界我行我素的哈佛大学发出了邀请,独立特行的德鲁克却依然不为所动,可谓是天马行空、空前绝后。
1923年的11月11日,14岁的德鲁克,突然惊觉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旁观者;82年后的同一天,旁观者远行,德鲁克告别了他旁观的世界。历史揭示出的这一惊人的联系,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却又隐藏其中的答案。那么,整整82年的旁观,这位清醒的老人到底都给我们了些什么?
■ 最重要的贡献
1954年11月,德鲁克出版了管理学科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巨著—《管理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书,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德鲁克也因此成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德鲁克1999年1月18日在《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一文中,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是: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由它们怎么做来确定的。它们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
管理是我们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这种普遍的职能在每一个国家中,实质上在每一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管理者必须为他所管理的组织指引方向。他必须深入思考本组织的使命,为之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组织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
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两百年以前。但管理作为一个学科,其开创的年代应是1954年,即:《管理实践》的问世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而正是德鲁克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德鲁克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
德鲁克对“责任”、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以及企业的“责任”谈得很多。因此,进入德鲁克管理世界的捷径就是从认识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开始。
德鲁克在《新现实》一书中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称“管理”为一门“综合艺术”。他说,“管理被人们称之为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
■ 追求完美
德鲁克17岁时去了德国的汉堡留学,他晚上常到歌剧院去看歌剧。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所做的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给他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于来自音乐之乡的德鲁克来说,这部歌剧的完美使他感到震撼(德鲁克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德鲁克到图书馆去查找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的背景资料,他惊奇的发现,这样一部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的轻歌剧竟然是威尔第于1883年80岁时所创作的!当别人问威尔第:“你是19世纪最重要的歌剧家,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继续从事创作,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威尔第回答道:“我的一生就是作为音乐家为完美而奋斗的。完美永远躲着我,我当然有义务去追求完美。”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他下定决心,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一定要追求完美,决不放弃—即使“完美永远躲着自己”。因此,当有人问德鲁克“您认为您哪一本书最好”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下一本。”在长达六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德鲁克总共出版了三十多本书,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本书问世。在85岁到95岁的10年中,他更是出版了10本著作,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为人类贡献他的智慧!
德鲁克20世纪初出身在维也纳一个有着深厚知识传统的家庭,父亲阿道夫·德鲁克是一位经济学家,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就是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1950年1月3日,德鲁克和他父亲一起去看望当时已经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熊彼特。老德鲁克问熊彼特道:“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熊彼特年轻时很帅,人们曾问过熊彼特,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他答道:我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熊彼特回答道:“是的。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答案却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我希望被后人所记得的是,我曾是一名将许多优秀学生培养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到了这个年纪,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的不重要了。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这一次经历给德鲁克确立了衡量成就的标准。2002年德鲁克在接受《商务2.0》(Business2.0)的采访时,回答“你希望将来被后人记起的是什么?”的提问时说:“我曾经帮助过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德鲁克17岁时去了德国的汉堡留学,他晚上常到歌剧院去看歌剧。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所做的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给他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于来自音乐之乡的德鲁克来说,这部歌剧的完美使他感到震撼(德鲁克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德鲁克到图书馆去查找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的背景资料,他惊奇的发现,这样一部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的轻歌剧竟然是威尔第于1883年80岁时所创作的!当别人问威尔第:“你是19世纪最重要的歌剧家,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继续从事创作,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威尔第回答道:“我的一生就是作为音乐家为完美而奋斗的。完美永远躲着我,我当然有义务去追求完美。”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他下定决心,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一定要追求完美,决不放弃—即使“完美永远躲着自己”。因此,当有人问德鲁克“您认为您哪一本书最好”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下一本。”在长达六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德鲁克总共出版了三十多本书,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本书问世。在85岁到95岁的10年中,他更是出版了10本著作,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为人类贡献他的智慧!
德鲁克20世纪初出身在维也纳一个有着深厚知识传统的家庭,父亲阿道夫·德鲁克是一位经济学家,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就是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1950年1月3日,德鲁克和他父亲一起去看望当时已经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熊彼特。老德鲁克问熊彼特道:“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熊彼特年轻时很帅,人们曾问过熊彼特,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他答道:我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熊彼特回答道:“是的。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答案却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我希望被后人所记得的是,我曾是一名将许多优秀学生培养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到了这个年纪,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的不重要了。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这一次经历给德鲁克确立了衡量成就的标准。2002年德鲁克在接受《商务2.0》(Business2.0)的采访时,回答“你希望将来被后人记起的是什么?”的提问时说:“我曾经帮助过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 德鲁克与中国
曾到过中国的德鲁克对中国颇为关注,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培训,90岁高龄的德鲁克一直亲力亲为,甚至亲自设计课程。德鲁克在《致中国管理者》中写道:
“目前,无论是中国的工商业、通讯和交通行业,还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医院都急需大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国外的技术,也容易吸引外资。但是,技术和资本仅仅是工具而已。它们必须通过有能力的管理者才能发挥作用和功效。
而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和面临的最好的机遇,应该说是快速培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我的著作以及我本人能对这一伟大的事业有所贡献,为此,我深感骄傲和荣幸。
在今日中国乃至全世界,没有什么事业比这更重要。”
曾到过中国的德鲁克对中国颇为关注,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培训,90岁高龄的德鲁克一直亲力亲为,甚至亲自设计课程。德鲁克在《致中国管理者》中写道:
“目前,无论是中国的工商业、通讯和交通行业,还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医院都急需大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国外的技术,也容易吸引外资。但是,技术和资本仅仅是工具而已。它们必须通过有能力的管理者才能发挥作用和功效。
而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和面临的最好的机遇,应该说是快速培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我的著作以及我本人能对这一伟大的事业有所贡献,为此,我深感骄傲和荣幸。
在今日中国乃至全世界,没有什么事业比这更重要。”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是德鲁克先生的中国学生,他曾经回忆道:“当我与德鲁克先生谈及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时,他告诉我‘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管理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要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特征一定要从实践入手。我当年为了学习日本管理经验,也曾多次到日本考察’。”
面对自己多达三四十本的管理论著,在被问到会优先向中国读者推荐哪本著作时,德鲁克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希望大家看看《管理实践》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实践》一书是有关管理性质、原则和企业管理理论的框架性著作。《管理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的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其实也是美国宪政制度的核心和基石。相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则从管理者的培养和教育角度阐述了有效的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巧和素质。一个再高明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的遵守,制度很快就会瓦解。一个再高效的组织,如果没有有效率的管理者和员工的支撑,组织的效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现代工商管理的教育一方面需要教育学生明白现代管理制度建立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优秀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前者是“宪政教育”的范畴,而后者则是马基亚维里强调的“君主教育”的精髓。一个有效的组织既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者,两者缺其一不可。
从1939年的著作《经济人的未来》开始,长达近七十年的时间里,德鲁克对管理的思考和贡献从未间断。在这期间出现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管理技术和工具,比如全面质量管理、6个西格玛、标杆法、平衡计分卡等等,其思想源泉无一不是来自德鲁克那历久弥新的管理思想源泉。如今,旁观者结束历险,远行而去,站在经济全球化潮头之上的企业家顿失灯塔引航,我们只有努力自求清醒,以免迷失……
面对自己多达三四十本的管理论著,在被问到会优先向中国读者推荐哪本著作时,德鲁克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希望大家看看《管理实践》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实践》一书是有关管理性质、原则和企业管理理论的框架性著作。《管理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的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其实也是美国宪政制度的核心和基石。相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则从管理者的培养和教育角度阐述了有效的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巧和素质。一个再高明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的遵守,制度很快就会瓦解。一个再高效的组织,如果没有有效率的管理者和员工的支撑,组织的效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现代工商管理的教育一方面需要教育学生明白现代管理制度建立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优秀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前者是“宪政教育”的范畴,而后者则是马基亚维里强调的“君主教育”的精髓。一个有效的组织既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者,两者缺其一不可。
从1939年的著作《经济人的未来》开始,长达近七十年的时间里,德鲁克对管理的思考和贡献从未间断。在这期间出现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管理技术和工具,比如全面质量管理、6个西格玛、标杆法、平衡计分卡等等,其思想源泉无一不是来自德鲁克那历久弥新的管理思想源泉。如今,旁观者结束历险,远行而去,站在经济全球化潮头之上的企业家顿失灯塔引航,我们只有努力自求清醒,以免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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