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尾声是“乐”：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而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执行为政“宽简”的执政方针，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让自己和百姓都过得轻松。《醉翁亭记》就是记录他陪客人与民众游玩琅琊山的情景。这里，欧阳修谈到了鸟乐、人乐，鸟为山林之乐，人为从太守游之乐，但文章最后落脚却是在自己之乐，而自己之乐也不是通常的“一已之乐”，一是他作为太守能够与民同乐之乐；二是作为官员，醉能与民同乐，醒时能够记录下这段难忘经历的快意。

读到欧阳修的与民同乐，自然想起《孟子》那个文王之囿七十里嫌小和齐宣王之囿四十里嫌大的典故，国君与百姓的利益一致，你的猎场再宽也不过分，如果你是独享再小也过分。“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欧阳修在享受与民同乐时，与之千年时空遥遥相对的孟子是心领神会的。

欧阳修的第二个快乐，这可能是多数不能为文的人们所不会感受到的。文化人快乐之后，再进行文化记录，其实是再一次快乐体验，或快乐升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冯骥才有句名言说得好：“作家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活着的时候，把感动过自己的事情、生命中难忘的机遇和体验，一一记录在纸上。”

谈到欧阳修的与民同乐之乐，自然不会忘记与他同朝为官、年长他十八岁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篇里有他著名的“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知道这“两记”谁先谁后，但一定隔得不远，因为欧阳修被贬滁州，背景就是北宋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等推动的庆历新政，欧阳修因为参与革新失败受到牵连，才被贬为滁州太守。此时，范仲淹应该是也被贬谪在河南的邓州，他受同样被朝廷贬在岳阳为官的好友滕子京之托，写下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是对好友的一种支持，也是自己立志报国疾志不逾的一种情感抒发。

相比较而言，范仲淹的“忧乐观”大气磅礴，有一种云水胸怀，而欧阳修寄情诗酒、游山玩水、轻松慵懒之乐，近似于苦中行乐、自得其乐的一种豁达，也有一种“无为而治”的成就感，其境界应该是在《岳阳楼记》之下，或者说是各有特点，之所以也流传千古，恐怕主要是作品的文学价值。

“禽鸟之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而乐也。”这里，显然能读出当年庄子与惠子在濠河上的那段著名对话的影子。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最后说：“请找到原本。”

其实，在《醉翁亭记》中，禽鸟和游人都如惠子一样，只知其所以然，而欧阳修本人则如庄子，才是知道“原本”的人，他的“两重快乐”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到。但还不止于此，他表面是怡情山水、轻松愉快，借用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名言，名篇《醉翁亭记》真正的“醉意”，不是酒，也不是山水，是作者在抒发一位贬官内心深处的抑郁心情，是乐中有忧，名乐实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