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读什么书，成什么人，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与当前流行的“大数据”原理相似，二者具有相关性，因为世界上读一样的书，上一样的学校，最后成为两种人(好人与坏人、圣人与常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我等如何读“死人”的书（实际上是历史证明学问有价值的“名人”)，也是成不了哲学家的。

最近，我读到（有的是重读）三个作者的作品，一个是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个是日本盲人音乐家宫城道雄的《音的世界》，一个是中国当代重残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似乎想说，残疾人写的书，可以成为许多健康人读书的一个优良选项。

宫城道雄七岁双目失明，上帝给他关上了视觉之门，却随即给他打开了听觉之门。“失去了光之后，在我面前却展示出无限复杂的音的世界，充分补偿了不能接触颜色造成的孤寂。”根据不同的声音，他就可能辨别、“看见”不同的事物。他凭借自己对声音超常的敏感和音乐的天赋，成长为日本的一颗音乐巨星。令人惊奇的是，时常有人牵着他的手，却要他指点路途，他记的路，比有眼睛的人还可靠。

上帝对美国的海伦可就没有对待宫城道雄那样公平，海论一岁半就因为一场高烧，同时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在一个没有光线和声音的世界，她对生活和生命的感知，完全是通过手指的触摸获得的，包括盲文，或人和事。有些事物她的手指也无法触摸，比喻看戏，她只能依靠别人在她的手掌心写盲文，她才能感知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她凭着顽强的毅力读书和说话，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懂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五国语言的作家、教育家、慈善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十大英雄偶像之一，1959年联合国号召全世界人民向她学习。

我想说“健康人要读残疾人写的书”，很重要的是她那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在自己幻想的三天光明时段里，第一天看老师、朋友和她的导盲犬、盲文书籍；第二天看人类发展史、自然历史博物馆、艺术精品、戏和电影；第三天看人们的日常生活、纽约大都市。她的想象，仅仅是想象，就足以反衬出健康的份量，眼睛和耳朵的可贵，时间的价值，对比起她虚幻的三天，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大浪费犯。

史铁生，他坐着轮椅，在地坛的十五年里，读懂了生死、读懂了母亲、读懂了人性和社会，苦思冥想，使他聪慧坚强，勇敢地直面苦难：要是没有残疾，健全是否会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要是没有了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下如何界定成美德？是丑女造就了丽人，是懦夫映照了英雄，是众生超度了佛祖。

对人生思考通透的史铁生，在2010年12月30日凌晨，因突发脑溢血，捐出了肝脏救治天津患者，留下了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之后，平静辞世。

要读他们的书，并不只是在于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事实上，这些书的文学价值已经得到验证和公认，即使是离我们最近的史铁生，他得到的评价，恐怕是与他同时代的中国所有作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包括获得诺奖的莫言。称他为“最有灵魂的作家”的周国平，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史铁生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说：“我想说出一个我自己真心认为、但无须别人赞同的看法：铁生是中国当代唯一可以称得上伟大的作家，他代表了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倘若没有铁生，中国当代文学将是另一种面貌，会有重大缺陷。在这个灵魂制度的时代，我们有铁生，我们真幸运。”

无独有偶，主编《世界美文观止》的作家、编译家、学者张守仁这样称铁生：悟透生死、遥视苍穹，由残疾者转化成思想者，是一个立地顶天的人，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是一个专门利人、情操圣洁的人。他是当代作家无可企及的楷模。

这样的人，他们是在用生命写作，是在与时间赛跑，作品用血浆浇铸，他们本来羸弱，却以数倍于常人的力量在感受生命与生活，他们没有时间说废话，没有心情矫情，没有资格撒娇，他们更没有条件运用现代科技设备和手段，为自己的文学成果”注水“和”澎化“，来赢得世人的惊叹。读他们的作品，就是直接与一个个高尚的灵魂对话，少有云遮雾障。

比起宫城道雄、海伦和史铁生，中国汉代的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正是他那身心被严重摧残的余生，写完的中国第一部史书——《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巧合的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开出一一个书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所列作者，不是身体残疾，就是健全的身体被人为的束缚和摧残，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才会更加认真地生活、思考和发愤写作。

所以，健康的人要多读残疾人所写的书，精神食粮——他们的给予更慷慨、更精华、更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