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去世，虽然享年76岁，超过了全国人均寿命，更超过了农村人均寿命，但我仍然无法把她的丧事当作什么“喜事”来办。别人的母亲享到了福，高寿之后无疾而终，别人尽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孝道，别人在母亲面前没什么遗憾，别人有资格那样办，我无权反对。但我不行，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我已经尽到了孝道，我真诚的以为，我及弟妹所做的一切，根本无法与母爱相比。许多的遗憾和内疚，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尤其是我作为长子。

所以，我主张至少要以此刻本色的心情，来送母亲上路。尽管母亲不愿意我们太过悲伤。如果此刻我们强忍悲伤，更会伤及我们的内心深处，心疼我们的母亲，她不会同意。她会说，哭出来舒服些，你们就哭吧。当然，我们没有哭丧的经验，为了丧事的顺利，我们还要克制，但无法掩饰我们空前的失母之痛。

所以，在商议出殡那天是不是请乐队时，我坚决摈弃了那个所谓的“一条龙服务”。因为我在乡下见过，所谓的乐队是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主力军。节目中也有悲伤的曲调，但不乏娱乐搞笑，还有文不对题、扭捏作态的哭丧。我及我的家人无法面对这样“跑题”，所以我不要它。我们要了一个简单的“音响”，一个人，一套有质量保证的设备，能够播放哀乐就行，能够给人讲话就行。

原以为，我的悲伤我作得了主，但在出殡时刻，我们儿孙齐涮涮地双膝跪下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中年与老年之间的妇女，右手抱着渔鼓，左着操着长板快板，就要凑到母亲灵柩前。我的余光一扫，马上请主事的堂哥弄走她。我知道这样的人就是为了钱，在她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递上20元零钱给她，这在乡下不算少，她还不情愿地退下。此时，我感觉如一桌盛宴上赶走了一只苍蝇。

母亲落葬后，我们把她的遗像请到正屋里神堂前，兄妹们再次叩拜母亲时，那个不速之客又出现在我们旁边。我二弟再次递出至少20元的小钞，请堂兄让她走人，这个人丝毫不以为尴尬，似乎很生气，仿佛我们欠下她什么。她竟然肆无忌惮地凑到我的跟前，似乎要说：“你作为长子，应该……”，我没等她说完，顾不上今天的“孝子”不能说话的规则，更不能发人脾气的禁忌，非常不悦地回应：“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早知道外人“哭丧”或者请人“哭丧”，是江汉平原一带的民俗，它能满足一些后人把老人的丧事办得体面的需求。但是，它可能掩盖了某些后人生前不行孝，老人生后捞名声；同时，滋生了一些人“发死人财”的劣习。如果请上了“一条龙”什么的，非但难得按照东家的意愿服务，他们还想方设法死皮赖脸地敲诈索要正常费用之外的钱财，有的波及参加丧礼的有身份的宾客，让东家和客人下不了台。

后来我听说，那个“志愿哭丧婆”之所以几次无功接受有偿打发，还要争取“上岗”，是因为离我们家不远，有位80岁的老太太在后面纵容，说这家儿女有钱，你去，别怕。这位老太太，我每次回来都对她尊敬有加，却有如此不厚道之举，究竟是什么心理，我一下子无法相信，但愿她是老糊涂了，或者只是人们的猜疑。

在我母亲的灵柩旁和遗像前，终于没有出现什么“杂音”。除了我们儿女、姑亲、舅亲、姻亲、堂亲，即便与我们家以往有些过结的亲戚和邻里，甚至是母亲生前为了维护家庭的利益曾经结下“梁子”的对手，几乎都来了，他们或是跪拜叩首，或是哭上一场，或是慰问一声，或许弟妹中有人怀疑来者的诚意，但我是坚决否认的，我作为长子接受他们的吊唁，我真诚感谢他们。他们的到来和表达，难道不是对母亲的一种盖棺定论吗？

我的母亲只是一介平民，不是公众人物，她是属于她的儿女或我们家族的，惟有我们的真情抒发，母亲才会欣然接受。有些人的祭拜，通情达理的母亲也会理解。那些图钱的“志愿者”无权参与，我坚决拒绝。我们悲伤的感情不容陋俗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