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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晚直播的武汉电视问政——履职保安全，有一种现象重复出现：对于治庸问责某项突出问题，半年来做了许多工作，采取了若干措施，履职小有成效，被问政人仿佛信心满满地交卷，但随后播放的暗访画面，或主持人等现场问政，总是无情地将带有几分强撑的自信打回原形，有的被问政人要么尴尬、要么惭愧，然后信誓旦旦再作承诺。

6位被问政人不论是市领导，或是部门领导，至少都是孩子的爸爸，有的可能是孙子的爷爷。在家里要求孩子学习功课时，尽管绝大多数人不一定会作具体的功课辅导，但总会提醒孩子，要记住犯过的错，平时要加补弱项。

对这个问题，今年湖北的高考理科状元，大冶一中柯曦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个样本。在高中三年，他每科都有个“错题本”，有的科目有几本。他的做法是，让所有“坑”过自己的错题记录在案，每本错题都添上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就这样，几乎每次考试，他都是全校理科第一，成了同学们心目中不可打破的神话。

对照这个样本，我们许多官员必定汗颜。被问政的官员，按年初的承诺，无不是清理了岗位职责，进行了责任划分，无疑进行了动员、学习、落实和督察，手中甚至不乏先进典型和整改经验。在“出镜”前，大概都会有成文的提纲、厚实的腹稿。但是，我们很难有状元手中一样的“错题本”。即使我们不敢称治下没有“错题”，也不一定知道错在哪，错多大。面对问政，难免惶恐不安。所以，在“铁证”面前，我们无奈丢分，逃不脱被问责。

有人会说，社会面如此宽泛的民生事项，怎么能够与一个高考状元的学习比。而我要说，一个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写在自己精神旗帜上的城市，一个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它的各级管理者，借鉴一个状元的“记错”方式毫不为过。如果说官员要有“谋远”务虚的战略，那么，以“记错”求实的方式解决市民之需和当务之急，就是一个与战略相应的战术选择。

也许，“错题本”方法对于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来说才有价值，对于一个成绩糟糕的学生来说，重要的是要打基础，强根本。武汉市通过“问题导向”开展治庸问责，各方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再进一步有望“卓越”。“问题导向”本身具有“错题本”的理念，关键是市区以及基层各职能部门是不是把“错题本”逐层演绎下去了。

对自己起作用的“错题本”，不应当是由上级编辑发给下级，第三方暗访后在考场呈堂也不是“治错”之本，而是在实际工作中自己发现和编辑，才有针对性，才长记性，便于温故而知新，有效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