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母女赶考，妈妈被汽车撞飞，生死未卜，女儿含泪走进考场；西安女生刘庆“被隐丧”两个多月，高考结束，才得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上海一考生迟到一分多钟被拒门外，人生路径从此改变。在类似的新闻冲击下，我们难以坚强，悲从心生，对高考若干规定合理性的诘问再次成为高考之后的“回声”。

中青报《高考每一环节都必须捍卫退无可退的尊严》一文，为了追求高考中隐性环节的公平正义，坚持捍卫“一切按规定办事”优先的原则，我完全赞成。但这不能成为对“高考独大”规则的无条件无止境让路的理由。捍卫公平当然重要，高考减压其实也迫在眉睫。

有时，人情也正当可取。妻子的高考往事已植入我的记忆。当年，她赶到考场，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监考老师用腿拦住了进入考室的门，还是边上其它老师说：“算了，人家知识青年从农村赶来不容易，通信和交通不便，行行好吧。”这一放行，给她打开了人生之门，也成了她人生永远的温暖与自豪。

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多年，监考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和严厉，今年号称是“最严高考”。但是，对于缺考和迟到后果的设计，逐渐让考生和家长难以承受之重。“一次考试定终生，一分钟之误改变人生命运”进一步强化。既然“一生只为这一次，一年只有这一考”，怎不形成“全民高考”，怎不兴师动众、戒备森严，怎不炒热“高考经济”。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设计，让高考这架机器的绝大多数零部件，对一名考生形成了立体型制约，助推“全民高考”如火如荼，蔚然大观中的一桩桩悲情事件成为必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社会要公平正义，必须有强有力的制约。以制约求得公平正义的美国就是这样，但美国制度设计的制约，主要是对政府对权力的制约。著名的10条《权利法案》，全部内容几乎是限制政府权力。制约了权力，才有人民追求自由幸福和空间。

然而，在涉及千万人前途命运的考试中，制度对考生制约得越多，个人承担的风险就越大。要足以避险，就只好全民皆兵。为了不缺考，家人和考生宁可牺牲孝道与亲情；为了不迟到，除了考生要超常警觉，就要整个社会让路，代价再大，也在所不惜。还美其名曰：这是一次城市精神和城市运转大考验，幻想营造出一幅以高考为主旋律的温馨和谐的画面。

英国的A Level（英国式高考：A水准），也是一纸定江山的考试，与中国高考有得一比。它对于迟到的处理具有人性的温度：1. 迟到30分钟内可以进入考场。由监考老师负责将迟到考生带到座位上，并保证不影响其他同学。2. 迟到30分钟以上，由校长批示可以进入考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海啸、冰雹，以及闪电频繁致使出行过于危险），或因为个人原因（起晚了、不舒服等），考生无法或者很难到本来的考点去考试的话，可以选择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考点完成考试。但要在考试后补交手续费。而美国的SAT，一年可以考个三五次。

更多从考生着想，从制度上化解非主观故意的迟到或者缺考，高考对学生及家长的压力，对社会的冲击将大幅缓解。所以，在实行英国式高考的国家和社会，看不出全民参与的景观，不会因为高考改变社会正常运行的秩序。

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其实也不缺乏制约，但制约多是针对公民，对政府和权力的制约要么不够，要么流于形式，结果在求得局部公平的同时，却无法避免伤及无辜。高考制度正是如此，它的地位至高无尚，它的影响左右社会，它的价值凌驾一切，它的公平设计就值得反省了。

最好的公民文化未必就是公民参与积极性最高的文化。如果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考虑涉及的大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的实际情况，以保证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让制约对象以考生为主，转变为以权力为主，或许就不会有高考前是“隐丧”还是“报丧”、女儿在妈妈车祸后是赴考还是不考、迟到一分钟是放行还是拒进这样的“两难”。

制约以权力为主，符合现代文明法制社会的立法要义，也符合中国目前实际。借用中青报文章的观点，对高考而言，要保证公平正义，在看不见的阅卷与录取环节，制约权力、金钱和人情的干扰，是对广大考生与公众最重要的人性关怀，也是不可忽视的另类减压。

规则与人情，其中一种，并不必然是公众的不变的情人。三十多年前考场门前人性化的放行，不是否定规则的托词，只是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性能够化解矛盾；“洋高考”对迟到和缺考弹性操作进行细化规定，是规则与人性的统一。我们不能借口人性化，任人撕开规则的口子，这在规则意识相当淡薄的中国尤其不可懈怠；也不能借口规则的严肃性，让我们的高考像滚雪球一样沉重下去。

相关评论：http://365jia.cn/news/2012-06-25/40C70D1C2C00E044.html

                  怎样制约 关乎“公平”更关乎“减压”（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