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慈善的名声给弄得空前糟糕，郭美美的故事还没淡忘，又出了卢美美。有人不赞成对陈光标的高调慈善持挑剔态度，我仍然认为慈善的确不要承载过重的社会教化与影响责任。慈善行为有捐助方和受助方，慈善不只是有钱人抒发悲悯情怀的事业，有慈悲情怀的人，理所当然要顾及受助方的感受，并有促进社会公民素质提升的责任。

一个社会要健康发展，慈善的作用不能被夸大，主要需要公正公平的分配制度，慈善的意义不能停留在狭隘的领域。卢美美及其父亲以为救助了非洲穷人，就期待国人以民族英雄的待遇，只字不提自己的商业企图，缺乏足够的仁爱精神，这样的慈善不要也罢。

我对慈善的这种认识，在《瓦尔登湖》中似乎找到的支持。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慈善达人，他反而说，做好事是人浮于事职业中的一种。他自称是第一流的雇工，而拒绝为慈善而慈善。

“我做的任何好事，都是我主要职业之外的，而且大多数是无意中做的。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按你的本来面目开始，不要一心想成为更重要人物，怀着预先的善意去做善事。

“一个人在我挨饿的时候给我吃的，或挨冻的时候使我温暖，或如果我掉进沟里把我拉出来，他不一定是好人。”这样的认识肯定不符合我们当下的行为价值判断，但细想，不是没有道理，他说这样做不一定是好人，并不排除这样做是好人。

慈善几乎是唯一获得人类充分赞赏的美德，人类慈善的大叔大婶们比他们真正精神父母受到更大尊敬。对此，梭罗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慈善的评价实在高得太过分了，而正是我们的自私才造成了对它的过高评价。”这句话说的是19世纪中叶的美国，但与中国现实是如此的吻合。受到媒体高规格待遇的诸多“道德模范”，哪一天被视为平常，社会就进入正常轨道了。

慈善当然不应该遭到批判，只是要求公道地对待所有以自己的工作和行为有益于人类的人，慈善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作用既不应该被夸大，也不应该被缩小。既不应该被扼杀，也不应该被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