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人案”还在继续发酵。国庆节前夕，彭宇案的故乡南京又发生了一起被扶老人诬陷扶人司机撞人的事件，所幸被现场目击者证实了“撞人嫌疑者”的清白。电视节目主持人对此保持了理性，并没有义愤填膺，给日益恶化的道德伤口撒盐，他诚恳提醒像这样不讲道理的老人毕竟是少数，他倡导人们该扶则扶，同时建议国家应该对随意冤枉好人的“假摔之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10月30日凤凰网视频）

近日《新京报》报道：“女士扶摔倒老人被指肇事，垫付2500元住院押金”。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标题就给人以非常负面的暗示——摔倒老人扶不得。比起这样的报道，南京新“扶人案”报道的主持人无疑是理智并堪称负责任的。

井喷式的“彭宇案”在给脆弱的社会神经连续刺击时，也让一部分社会精英透过社会现象进入本质的思考。中青报评论员曹林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我刚刚发表了一篇《彭宇案不是道德撤退的“集结号”》，所以我特别认真地阅读了他的评论文章《“不扶老人”的理由也许并不那么堂皇》。十分庆幸我们共同关注到北京最新“扶人案”再遭围观和中央文明办对“扶人”的公开表态，我们不约而同地拥有共识：不应该因为彭宇案这样小概率的事件而抗拒良心的呼唤，不要为自己坚守道德而设置前提条件。在摔倒老人面前，“拒绝袖手旁观”。

不一样的是曹林的文章犀利地分析了当下媒体“跟风似挖掘”和“情绪化报道”，先入为主的“倾向性标题”，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扶老人”可能隐藏着人性中一些细微的幽暗。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批评南京法律界对“扶人者”实行“疑罪推断”，怪罪法律让“彭宇案”成了中国道德长河的遗恨。可是我们对“被扶者”指正扶者“撞人”也不自觉地重复了“有罪推断”，以为他们都在说假话。背后的社会心态，曹林的追踪索源让我们对这个杂症的认识“别有洞天”：

“可能因为主宰这种舆论的多数人，不是摔倒的老人，而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现在还没有面临着摔倒的危险。他们的身份，都可能是去扶别人的人。所以，当发生这样的冲突的时候，由年轻人主导着的舆论，会本能地站到‘扶人者’的立场上，相信是帮人而不是撞人，认为是老人说了谎。”

文章接着说：“不是我们不想做好事，而是外在的环境逼着我们不敢做好事。不是我没有道德担当，不想做好人，而是人心险恶，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曹林本身是在中央几家重要媒体从业的年轻人，难能可贵的是他揭示了主导一种倾向性舆论的不是老人多是年轻人，包括他自己，而年轻人本能地站在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审视社会现象，作出判断，认定“以怨报德”是事实甚至成了主流，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冷漠寻找借口，为推缷责任寻找正当性。可以想象，曹林的分析，可能会引起媒体中相关年轻人内心的不爽。

法律“逼”不出道德，褒奖“宠”不出道德；个别老人说谎背后与生活的沉重不无关系。这个话题还可以作众多发散。曹林的观点不难印证，药家鑫撞人不仅不扶，还致人于死。我今天中午从陕西某刊物中得到消息，又有一撞人司机以送医院为名将“被撞者”挟持到市外进行毒打并强迫签下“已获赔偿不再纠缠”的协议，在这样的语境下，有什么理由认定就没有“撞人者扶人”的存在呢？

被舆论狂评缺德的“范跑跑”曾经说过，他最瞧不起当下的时评人，他眼中的时评人都不诚实，只评别人不解剖自己。曹文其实无意中回敬了范美忠的指正，是媒体人或者时评人中能把自己所代表的群体摆进去进行道德和人性审视的难得例证。细心观察和聆听，媒体人时评人中不无冷静观察者和理性评论人。

依笔者之见，“13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很难说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一个民族性伪问题，“彭宇案”无疑有现代媒体放大的重大因素。媒体或记者在认定有价值的新闻面前的表现，著名时评人刘洪波有一段话可算微言大义：“一个地方的新闻，常有集中爆发的情况。这一段时间轮到河南洛阳，先是一个记者被杀死，接着是质监稽查大队男子拘禁6女子作“性奴”并杀死其中2名女子，然后是一男子进京旅游被当成上访者遭殴打遣返。新闻集中爆发，未必就说那个地方怪状更多一些，可能只因某个重大新闻引致媒体集中到达，使那些一般情况下可能不被报道的事情获得了报道的机会。”我知道，作为湖北著名时评人的刘先生，自然对前段时间主要媒体相继“挖掘”对湖北当政者形成舆论压力的负面新闻一定心知肚明，只不过是借河南的事说自己的话罢了。

正如网友们不满某些媒体时所说：“开棺材铺也就算了，但千万别一见死人就高兴得像过年。”“见到爆炸新闻，某些人异乎寻常的‘兴奋’，趁机‘兴风作浪’，其居心就值得怀疑。”媒体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当初记者云集汶川地震灾区采访时，曾有人说，当记者遇到有人求救时，你是急于挽救别人的生命，还是于别人生死不顾去拍摄那残酷的画面呢？按我的选择，当然是前者。

媒体的觉醒是社会的希望，媒体的浮躁是社会的隐患，媒体的理性是社会的福音。在笔者的视野里，叩问自己心灵的媒体人还有凤凰的闾丘露微。两个月前，当全国主要媒体全力跟踪报道温甬动车事故时，她承认媒体忽略或懈怠了动车事故前一天罹难于京珠高速公路上的41条生命。她认同一个朋友这样评论自己所在的行业：“媒体对何等灾难事件花精力这样报道是有选择的：适用于那些已引起公众高度关注、有所‘升华’的事件。所以京珠高速上惨死的遇难者很可能将只停留在41这个死亡人数上。”他反躬自问：“ 我们这些媒体人进行选择的标准，和我们所批评的政府所采用的标准到底有没有不同？” 她承认，“这些在突发事件中逝去的生命，人数的多少，或者是引发的公众关注度的多少，决定了我对他们的关注程度，我也可以确定的知道，和我一样的媒体人并不在少数：我们更关心新闻的爆炸力，传播广度，当然，我们有一个听上去很高尚的理由：希望能够透过报道能够带来改变。”

闾丘露微的自省与曹林的自剖如出一辙，他们敢于否定“堂皇和高尚的理由”，体现了媒体人的良知，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出职业的品质，希望能够引发一次媒体的自省与觉醒。媒体以主张公平正义为己任，中央要求“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新闻记者记录下被忽略的人群影像可贵，时评人在针贬时弊的同时能够洞悉自己的心灵更可贵。批评政府、批评别人时也不忘剖析自己，这样才能影响他人，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

凤凰网视频：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109/be8fb9d4-0876-49c0-b46f-ce5092905c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