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武汉的王贝整容殒命案，又是因为媒体的披露才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的强烈关注。当我们期待事件调查能给这位女孩意外死亡一个明白时，因死者家属（其单亲母亲和当律师的姨父）与整形医院或订立利益悠关的攻守同盟并保持沉默，让政府的严肃追究和社会的巨大同情陷于无奈。

维坊市维城区一个村的拆迁签约率为526：1，仅清华博士王进王文一家没签。 “1”，并不当然说明当地政府拆迁工作多么合法正确，也不能当然排除当地百姓维权的力量何等微弱。幸有顶级大学的法律博士生王进文给维坊市长写一封信，才得以让它显现存在，才引起社会关注和当地政府当回事对待。

这两件事可以提取一个“公因数”，那就是放弃法律追究途径，寻找现实中比法律更有效的旁门左道。维坊拆迁被曝光，不是因为法律的力量，恰恰是法律博士借助媒体的威力，为自己为家庭伸张正义维护权益，尽管媒体效果也赚取了法律博士与工学博士市长这样耀眼的符号。王贝整容致死后，代表死者家属与院方处理后事的姨父，虽然司职律师职业，却压根儿没有准备通过法律程序讨公道。个中原因无外乎肇事方给出了高于法律程序可以预期的经济筹码。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属不同意尸检，甚至也不同意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如果清华法律博士王进文和王贝当律师的姨父放弃法律武器没有违法，我们无权谴责他们的选择，尤其是王贝母亲在遭受巨大创痛之后，如果能够缓释失女之痛和为其未来生活挣得一份保障，肇事方经济补偿的解决方案应该在很多普通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情理之中。

值得政府和社会深思的是，号称正在建设法制国家的社会，为什么法律工作人员和法律博士生都放弃法律手段？这里面有复杂的社会生态方面的原因，清华博士给市长写信间接承认了“人治”魅力依旧，两个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得以引起关注反复诠释“媒治”特别给力，王贝姨父回答媒体采访对整容医院的处理结果表达“满意”，说明许多社会问题解决“钱治”市场无边。

笔者当然不是说所有问题解决惟法律是从。交通事故允许私了，两口子离婚可以协议，法律在这里虽被弃用却并不尴尬。但在涉及公民财产保护和生命权丧失后的追究上，法律理当是第一个选项。在社会治理层面，法律“被退出”，或“法治”成社会治理鸡肋，不是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就是法律尊严的丧失。也许有特殊身份的人一封信可以保住自己的财产，但普通人绝对不能对一封信抱太天真的幻想。王贝以鲜活的生命为母亲换得一份经济补偿，决不是一个法制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具有通行意义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