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领导子女当领导”风波，其风源是市委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问题的根源是当地的领导和所谓高干家长在利益选择面前的价值偏差。四个年轻人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和不可雕琢，他们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未能成熟的“涩果”。我们关注问题的解决不应是四个年轻人任命的流产，而是通过这件事反省我们的选拔机制，反省我们在选拔接班人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省执政者和利益相关官员的道德自觉程度。

对于有一定影响和权力的领导来说,制度与道德对他们都是必须的。但相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官员的道德自觉更重要。在以往的专制体制下，或民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行为不可能靠任何外力来纠正，也不可能靠制度能约束住私欲或者错误。本溪市“双推双考”团干为什么在制度细节上出问题，就是制度未能约束领导人和权力部门的行为。笔者始终认为，操作程序是小问题，思想程序才是真正的问题。

没有制度不行，只有制度也不行。就让我们想起战国时代的孟子在杀伐争夺、善性失落的年代，为什么极力提倡“性善论”。虽然今天中国的背景已不是当初的君主专制，但毕竟还不是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传统势力很大。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德才兼备的理想化选人方式始终是画饼充饥，现代民主选举程序又没有到位，一些官员的成长就靠少数人选少数人，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前卫外壳，潜规则是不灭的定律。我们说现代社会不能依赖“清官”，但没有到达民主化社会，清官的存在仍然有其必要。具体在选人来说，“伯乐”的存在仍然有其必要。要不然，为什么各级组织要树立那么多先进典型和模范干什么？这是法制没有到位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清官和伯乐的内在本质就是有极高的道德自觉性，他们的示范作用不是基本的遵纪守法，而是把人性的四个善端——仁义礼智激发出来，按孟子的设想，每个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把它扩充到所忍心干的事，便是仁；每个人都有不肯干的事，把它扩充到肯干的事情上来，便是义。仁和义就是如此简单易致，只需将“不忍”“不肯”之心加以扩充就可以了。

当然，对于失去道德自觉或者在是非面前已经麻痹的官员来说，我们要唤回他们的良知催促他们清醒是很困难的。就如当年孟子周游列国，所有君主不买孟子的帐一样的道理。但在现代中国，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不可能指望一朝一夕就准备好了民主程序，即使进口一个暂新的民主程序，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让大家适应它。

但启发道德自觉绝不能是传统的政治说教，过去的各种教育已经产生了官场疲劳症。孟子强调人性中皆有善的成分，善是人的本质，要战胜恶欲根本途径是使善的种子发扬光大，充满人间，越是对社会上层人物，越是如此，也只能如此。要还原人在自然生态下进行人性改造。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育要少些美声多些通俗。制度要少的抽象多些具体。

对于已经不能靠自己解救自己的官员，对于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听信孟子所谓不要以恶制恶，那一定要运用法制的力量予以鞭挞，人性的赞歌只能是对善的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