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的能够当面和王市长理论一番吗？我想不大可能，杨武和市委书记在现场见面的可能性也不大，但问题要和平解决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虽然目前每天有上百家的新闻媒体聚焦在这么个深坑中的孤岛上，但不大会有人等着看武力冲突的爆炸性场面，人们只想等一个结果，看看究竟人们会在这场博弈中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智慧火花。
      俺在前面的博文中曾提出过“留下钉子楼建成纪念碑”的意见，这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考虑的，因为这样的拆迁冲突在最近几年中国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惨痛的带血的故事不胜枚举，前年的嘉和拆迁案就是一个典型。历史上看这段历史就是一个从专政到民主的急变阶段，正相王鸿举市长说的，钉子楼近4年没有被强拆就说明了政府是一个法制民主的政府。这种想法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效正的赞同，周教授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它是一种精神财富，可以提高我国的国格。

       把重庆钉子楼留做纪念碑的意义，在于这是《物权法》发布后、实施前的典型案件，现在被这个事件调动起来的不只是百家媒体，还有众多的法律专业、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教授都在献计献策，甚至省市一级的高管乃至最高层都在为此忧心重重，从对历史负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处理。一方是法院判决、城市形象，另一方是民生民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在分析《物权法》对待拆迁民房的有关条款时，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项目的公益性是否能够界定，这是一个新的理论支持点。
       根据这样一个公益性能持否的界定线，最牛钉子户对贯彻《物权法》的现实意义就是强制拆迁将不会再是某些人获取暴利的武器。可以说中国式的拆迁罪大恶极，座座古城在危改中先被移为平地、后起百米高楼，说这样的危改是强奸正义的理由就是，被拆的往往是上百年、几百年的老宅、甚至历史古迹，而建成的混凝土高楼寿命一般只有三、五十年，甚至十几年就被拆掉重来的也不先见。

       老宅子被拆了至多再给你两三套楼房，而老宅子上面建成的十几层住宅、公寓、写字楼却全是人家开发商的利润了，正是这种暴利让开发商们像饿虎下山般地凶猛，正是这种拆建的过程造成了房地产市场上巨大的供求关系。以前的被拆户只有按照政府的文件标准得到一定的补偿，然后排队等待那种5个人才可能有1个的远郊的经济适用房号，这样就造成了经济适用房长期的供不应求状态，当然有时也有回迁的机会，但高的离奇的单价门槛早就把一般的老百姓排除在外了。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凭什么开发商搞商业开发获取暴利，而让政府盖经济适用房买单，经济适用房的补贴不也是纳税人的钱吗？《物权法》发布后就好了，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而财产权的根本点就在于它的享用权和处置权，可以肯定地说，处置权的产权认定会使今后的拆迁成本陡升，法制化的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就是例证，开发商讲已经造成3000多万元的损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想每户的拆迁成本都在千万以上，开发商还会进行开发吗？没有这种拆迁式的城市建设，哪里还有长盛不衰房地产需求？高房价就会成为过眼烟云即刻消散的无影无踪。

       不幸的是南京的老城南地区的拆迁开始启动了，老城南是老南京的发祥地，指中华门内东、西两片围绕内秦河，以夫子庙为核心的明清历史街区。南京拆迁如何走下去？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