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土狗有很长的狼狈为奸史，也有很多相似的心路历程。

土狗也曾富有过。但我97年冬和他相识的时候，他已从上海滩一个暴发户败落成一个麻烦事缠身的“倒霉犬”。人在低潮时往往有两种走向：要就在打击中丧失人性蜕变成无耻；要就是如落水者一样惶恐而拼命地去抓住一些高尚的东西做为救命草。所以那个冬天他拼命地去读海德格尔、去读维特根斯坦、去读康德……而他最喜欢的两本书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红楼梦》。

但那年显然我还是不理解他的，因为我正处在人生最幼稚和无知的时期。当终于有一天我也跌入人生最低谷时，当我那段时间成天闷在家里疯狂地读书和写作时，我开始明白他在激昂地谈论那些贵重话题背后的沉重与执拗——凡是每一个高贵却还低沉着的生命，在读到年轻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冲着天空叫嚣时，在读到“渺渺茫茫，归彼大荒”时，是会流下相同的泪水的。

为了生存，他在攻读哲学以外又开始苦学电脑技术。某一年的岁末，我陪他走进了当时设在邵阳“松坡图书馆”内的“英才”广告公司应聘，然后自己去了广西做生意。半年之后当我把最后一点财产败完了回来以后，他已经是“英才”广告公司的副经理了。但我没太和他来往，在家半步不出地呆了二个多月。

仍然记得是在某一年的10月1日晚上，我正在抵御着满街的嚣闹一个人在家里读书。突然有人在清脆地敲门，我打开一瞧原来是他。我心绪一时又失控，于是和他跑到水府庙的“望江楼”狂饮了一顿。

“这本来就是个强帮强的社会，被人帮也是要一定资格的。没人会帮一个失败者！”席间他一句话把我从迷茫中惊醒。这时的他已从“英才”出来，正好在我家附近不远开了个电脑店。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跑到他店里学电脑设计。他预言我要一年才能入道，可我三个月左右就轻车熟路了。这后来成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内引以为傲的事。

夏天来临的时候，我的野心又开始复苏。于是在和他相处一年后，在秋风渐起的十月里我一个人跑到了北京。临走时他对前途无法预知的我有种“兔死狐悲”的担忧。的确，我在京城度过了一个寒冷而艰难的冬天。但我仍然满怀着激情跟他写信，约他一起去看香山绚烂的红叶。我在坚持：天和地之间总会有某些人、某些事物，在某个时候与你强烈应和的。

春节回家，我一次又一次劝说他从邵阳走出去。我说一个小的地方会扼杀一些大的事物的，我说一些事物在要放在大的地方才能有所作为的。他不听。他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不知道或者不能坚守他自已身上一些大的东西，却容易坠入一些极微小的、有时甚至根本不值一提的满足中去。他在自己的文本中有时能清晰地抵达一些质的东西，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自以为是甚至极度琐碎。但我仍记得10月1日那晚他对我的警醒，我在临走的最后一个晚上说服了他。当我们在北京崇文门“新世界”广场一家重庆火锅城为他庆祝30岁生日时，他似乎真正会过神来跟我说了声“谢谢”。

我们一起挨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把他介绍到原来我在的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今年三月份我们为了完成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方案书，于时在化工大学租的宿舍内连夜赶工。那一晚我们可怜到了极点。两人身上总共加起来已不足一元钱，适逢此时门外的管理员又在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敲门收房租。我们象丧家犬一样一声不响地窝在房内惴惴不安，同时还要拼命压抑自己的惊慌去完成那份策划书。如果第二天拿不出来的话，那么刚进公司的他和极力推荐的我都有面临解雇的危险。我们分了工，一人负责去写策划书，一人去负责到处想办法借钱……

后来我们度过了难关，他的心情也慢慢安定下来，却又堕入了在邵阳一样的平逸度日状态。他的心绪仍然在狂吠乱叫，却多是为了一些小事在反反复复起伏不定。有时候我很不解他在某些事上的感觉：当他在我面前眉飞色舞时，我却是很凝重地想着他哀苦时的情景；当他在我面前痛不欲不生时，我又为他不久前的喜不自禁的样子而偷偷地乐。

其实我也知道，我们会越走越远的——各有各自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