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弟子最多的儒学教师

丁启阵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名丘字仲尼），一生教授弟子的数量，有总数三千、优秀者七十二人的说法。但是，弟子三千的说法是可疑的，应该是一种传说，夸张。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八十多人。

无论是七十二、八十还是三千，孔子一生招收、教授的弟子数量纪录，后世的儒学继承人，超越者大有人在。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教育行业的鼻祖，主要是因为他办学的时间早，影响大；至于门下弟子的数量，并不是最多的。

孔子亲炙弟子中，收徒教学并在生前即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子夏和澹台灭明。孔子去世后，子夏定居西河郡，在今天山西省西南部汾阳一带，以收徒教书为业，因为学问大，名望高，受到了魏文侯的倚重，待以师礼。子夏往西走，澹台灭明往南走，到了长江边上，今天江西进贤、南昌一带。“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根据《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孔子之后的儒学教师中，弟子数量较多者，有上百的，上千的，乃至上万的。

一、弟子数量上百的，有：

《春秋》公羊传专家眭孟，“弟子百余人”，其中彭祖、安乐是最为出色的两个。（《汉书·儒林传》）

洼丹（字子玉），擅长《易》学，“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后汉书·儒林传》）

杨政（字子行），擅长《易》学，“教授数百人。”（同上）

欧阳歙（字正思），擅长《尚书》，“教授数百人”。（同上）

孔长彦、季彦，擅长《古文尚书》与《毛诗》，“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 （同上）

李育（字元春），擅长《春秋》，“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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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昆（字桓公），擅长《易》学，“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后汉书·儒林传》）

魏应（字君伯），擅长《鲁诗》，“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同上）

薛汉（字公子），擅长《韩诗》，“教授常数百人”。（同上）

董钧（字文伯），擅长《礼记》，“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同上）

周泽（字稚都），擅长《春秋公羊传》，“门徒常数百人”。（同上）

甄宇（字长文），擅长《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同上）

甄承，甄宇孙子，“讲授常数百人”。（同上）

程曾（字秀升），擅长《春秋》，“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同上）

“常（恒）数百人”、“数百人常居门下”，指的是同一时期在门下的弟子数量，按情理推断，多年教学，累计总数上千不成问题。

二、弟子数量上千的，有：

鲁人申公，擅长《诗经》研究，弟子中成为博士、享有盛名的有孔安国、周霸、夏宽、砀鲁赐、兰陵缪生、徐偃、邹人阙门庆忌等十余人，“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史记·儒林传》）申公从楚国回到鲁国后，在家授徒，“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汉书·儒林传》）

杨伦（字仲理），擅长《古文尚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汉书·儒林传》）

杜抚（字叔田），擅长《韩诗》，“弟子千余人。” （同上）

张玄（字君夏），擅长《春秋》，“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同上）

颍容（字子严），擅长《春秋》，“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 （同上）

谢该（字文仪），擅长《春秋左传》，“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同上）

曹曾（字伯山），欧阳歙弟子，“门徒三千人”。（同上）

宋登（字叔阳），欧阳歙弟子，“教授数千人”。（同上）

丁恭（字子然），擅长《春秋公羊传》，“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 （同上）

楼望（字次子），擅长《春秋》，“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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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因为研究《春秋》，汉景帝时被聘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史记·儒林传》）

董仲舒的弟子数量，虽然没有明说上千，但是，董氏情况跟鲁人申公十分相似，所以推测他的弟子也有千余人。

三、弟子数量上万的，有：

张兴（字君上），擅长《易》学，“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后汉书·儒林传》）

牟长（字君高），欧阳歙弟子，“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 （同上）

蔡玄（字叔陵），擅长“五经”，“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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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马融，可能是历代儒学教师中，最有派头、最会享受的一位。《后汉书·马融传》记载：“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如果孔子当年的教学方法跟马融类似，那么，三千弟子也是有可能的。

马融弟子“常有千数”，我们猜测其累计数量上万，牟长、蔡玄德情况可为佐证。

一个教师，纯粹以口耳相传的原始方法教学，教授上万个弟子，有些难以置信。古代文献中的这些数字可信吗？

有一定的水分是可能的。《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汉明帝刘庄一次在国子监讲学的情况，“……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这里的亿万显然不是个可信的实数，而是夸大之词。

但是，从汉朝尤其是东汉刘秀以后几朝皇帝对经学的重视情况看，一个名家门下有成千上万的弟子，又是合乎逻辑的。《汉书·儒林传》有言：“……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光武帝刘秀政权巩固后，“专事经学”，当时民间有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司马迁引当时俗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于此，《后汉书·儒林传》有生动的描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上文摘引的文献中，关于上万弟子的，多有“著录”字样。这“著录”大约就是挂名，不一定需要认真听课。事实上，这么多弟子，老师也教不过来。可能就像董仲舒、马融那样，自己在帷帐中讲学，亲耳听讲的是数量有限的弟子，其他多数弟子是由较亲近、有水平的弟子转述——分级教学，实际上是再传弟子。

                                                   2017-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