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曹操墓考古学家学点社会语言学

丁启阵

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东汉大墓考古队队长潘伟斌的博客《关于曹操墓相关问题的九点回应》，第二点回应是“关于魏武王谥号的问题”。拜读之后，我觉得，潘先生（当然不只是潘先生）忽略了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语言使用的社会性问题。

具体地说，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其一是，语言表意的准确性问题。曹操生前先后受封“魏公”、“魏王”，死谥“武王”，这是陈寿《三国志》曹操传中明确记载着的，尽人皆知。但是，能否因此就称其为“魏武王”呢？封建时代，重要人物的社会标记（身份、地位、爵号、谥号等）都是依据礼制、经过仔细推敲决定的，丝毫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随意加以改动、增减或组合。曹操所得谥号是“武王”，不是“武”。这是汉献帝在明确表态：曹操地位等同于帝王。这一点，跟《三国志》曹操传记载的传主生前即已多次被汉献帝下诏特许享受天子待遇，是一致的。因此，如果在“武王”前边加封国“魏”，以低一级封号修饰高一级的谥号，不伦不类。潘伟斌引“齐桓公”为例，称“齐桓公”不能叫“周桓公”，有无视曹操特殊身份和地位之嫌。

其二是，语言使用的时间性问题，或者说使用者角度、立场、情感的问题。除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刀）”等石牌之外，目前所知最早出现“魏武王”字样的文献似乎是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距离曹操去世大约有100年以上的时间。其他如南朝人沈约编撰的《宋书》，唐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杜佑《通典》、宋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宋元间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有可能是常璩或别的前人著作的因袭。这些“魏武王”称谓的书证，能否证明曹操死后、曹丕即帝位之间这一段时间，曹操也可以被称为“魏武王”呢？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词语单位的运用有时间性，还有使用者角度、立场、情感、风格等区别的。例如“父亲”这个词，一般口语是“爹”、“爸爸”、“老爷子”等，书面语是“父亲”等；儿子面称可以是“爸”、“爸爸”、“老爸”、“爹”、“爹爹”等，背称可以是“我父亲”、“我爸”、“我爸爸”等；文雅一点，儿子背称是“家父”、“家严”等，他人称呼是“令尊”“令严”等；死后，儿子称呼可以是“亡父”等。作为曹操的儿子，朝廷军政大权在握的曹丕，在安葬其父亲的时候，他有什么必要在“武王”的谥号前加一个限定词呢？难道他会认为，不加这个“魏”字，后人就不知道这是自己能横槊赋诗的父亲的坟墓？须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明白说过，文章（包括诗歌）不必借助权势，便可以使人流芳后世乃至千古不朽。尽管后世文献中曹操也有“魏武王”的称谓，但是，众所周知，更多的史书使用的是“魏武帝”的称谓，遵循的是封建时代称谓从高不从低的惯例。“魏武王”的称谓，有可能是史家对曹氏“篡汉”不满的春秋笔法。径直把后人称谓当作前人称谓，这有时空穿越之嫌。

其三是，语言使用者的避忌需要问题。从曹丕《终制》看，他对出现人死之后尸骸受到侵扰、不得安宁的情况，是非常厌恶的。因此，他强调一定要严加防范，不能随便让人盗掘、发现。作为丧葬总负责人的曹丕，理应是不愿意用几块石牌标明曹操尸骸所在的。一男二女三副遗骸中的男性尸骨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刀）”等石牌同在一个墓穴的安阳东汉大墓被认考古学者认定是曹操墓，男性尸骸就是曹操，跟曹丕《终制》所表现出的思想有明显冲突。

最后附带说一下学识和文风问题。

潘伟斌先生在此点回应的最后，用了“无知”、“浮躁”之类词语斥责不同意见持有者。敲锣听声，潘先生本人应该是一位淹博、严谨的学者了。但是，看他的博客文章，再粗心的人也可以看到下边三点：

一、“秃鹙鸟”的“鹙”字和“常璩”的“璩”字，他竟然都用“■”代替了事；

二、他所说的“早在曹操去世不久的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上即有记载……”，说明他认为：沈约等编撰的《宋书》是最早出现“魏武王”这一称谓的文献。可是，下边列举的几种文献中，竟然又有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显然，潘伟斌先生有三个足以令人咋舌的知识：一是沈约编书跟曹操去世时间相去不远——丁按：沈约编撰《宋书》距离曹操死亡，大约有250多年的时间；二是沈约及其所处的南朝是早于常璩所处的东晋的；三是东晋乃排在宋朝之后的朝代。——潘伟斌先生中国朝代顺序的这些新发现，比他发现曹操墓要伟大得多啊！

三、“……宋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称曹操墓为魏武王的记载”是潘先生文中的原句（截止2010年9月3日21时止，是这样的），称“曹操墓”而不是曹操为“魏武王”，我是第一次听说。

不用再举例了吧，短短700余字里，就有这么多的问题。潘先生学识的“淹博”和治学的“严谨”，可想而知。以他这样的“淹博”和“严谨”，其考古的结论究竟是否可信，我相信，任何人都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

                                                  2010-9-3

附录：潘伟斌博客原文（摘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ef41270100l4ss.html?tj=1）

二、关于魏武王谥号的问题

  关于封号和谥号的问题，谥（亦作谥号），就是王、公、卿、大夫（自汉代起则是皇帝、大臣、亲贵、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古代人通常是封号和谥号一起用的，如只有谥号而没有封号，就不知道其归属了，因此必须连起来用才是完整的。

  曹操是在其死后，东汉皇室才给他谥号为武王的，他的封国为魏，为什么就不能称魏武王呢？如果像那些因此而否定曹操墓的说法，那么齐桓公的国号是周王室给他的封号，桓公小白就是周王朝的臣民，齐桓公就应该叫周桓公了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郑桓公”、“鲁桓公”、“秦桓公”、“宋桓公”、“卫桓公”等这么多桓公了呢？总是要有个区别的。

  称曹操为“魏武王”这个词不是我们今人的首创，早在曹操去世不久的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上即有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因此，为什么曹操墓中就不能出有魏武王石牌呢？这个称谓的出现，恰恰证明了曹操墓葬的真实性。因为曹操死于建安二十年正月，然后东汉政权赠他谥号为武王，二月就入葬了。八个月后，曹丕称帝追尊其父亲为武皇帝，此后就称其为武皇帝了。也只有这个短暂时期才能称魏武王。

  曹丕追尊他为武皇帝后，后人就称其为魏武帝了。那么，为什么后世人可以称他为魏武帝，而在魏武帝之前就不能称他为魏武王了呢？

  关于有的学者称文献中从来没有称他为魏武王的，这只能说明他无知，掌握资料不全，或根本就不愿深入研究。其实在唐初宰相房玄龄所著的《晋书》、唐杜佑《通典》、宋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东晋常■的《华阳国志》、宋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称曹操墓为魏武王的记载，凡此种种，不下数十篇。如此浮躁，难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从此也看出这些人的水平了，对其他问题的质疑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