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时候政府官员能替百姓说话？

丁启阵

关于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名言，“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我赞同这样一种说法：逯军局长说的是他的心里话，也是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

执政党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有如下两个要点：

一、执政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然强调自己是代表大部分甚至全部老百姓

的利益的；

二、老百姓为了安居乐业，也总是期望执政党真的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

请注意，这两个要点，都是主观愿望或者说理想状况。实际上，社会的复杂性、利益的易变性、角色的差异性等等原因，主观愿望往往难以实现，理想状态常常停留在口头上。

因此，在执政党和老百姓之间，就有了一个中间地带。政府官员，就是身处这个中间地带的人群。他们可以选择只替党说话，也可以选择只替老百姓说话，他们还可以选择时而替党说话，时而替老百姓说话。

这种情况，自古就存在。只不过，逯局长名言里的“党”需要换成“朝廷”。

明代一个叫江盈科（1553—1605）的人，他中进士后，做过长洲县令、四川提学副使。职位跟逯军副局长差不多，但是，他的认识却比逯军局长高明得太多。这位文章、才学也相当优秀的封建官员，写过一篇题为《催科》的文章。所谓催科，就是向老百姓催办征收赋税。文章前半部分，道出了封建官员县令“替谁说话”的两难：

做一个县令，最困难的事情是，向老百姓催办征收赋税。向老百姓催办征收赋税和对老百姓进行安抚体恤，两者是矛盾的，无法兼顾。

国家需要赋税，如同饿着肚子的人需要食物；搜刮百姓让他们缴纳赋税，如同要从人的脑壳中挖出脑髓。有关官员，事前要应付上司的催促，事后要担心受到处罚，于是就会在心里合计：“与其得罪能够提拔我也能惩罚我的君王，不如忍受一下不能拿我怎样的老百姓的抱怨。”因此，发号施令没能完成征收赋税，就追着吆喝；追着吆喝没能完成征收赋税，就鞭笞拷打；鞭笞拷打没能完成征收赋税，就送进监狱、戴上脚镣手铐。从此，老百姓有向他人借贷钱粮缴纳赋税的；借贷不到，就有卖新丝线、新谷麦的；丝线、谷麦卖完了，就变卖家产；更严重的，有卖妻子、子女的。想尽种种办法之后，这才把赋税给完成了。而赋税完成之后，百分之七八十的老百姓已经被逼死了！

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用一位医者治疗驼背，用夹板夹直，致使驼者死亡的寓言，批评朝廷官员“但管钱粮完，不管百姓死”的做法。显然，江盈科是一位愿意替老百姓说话的封建官员。

文章中的两句话，“与其得罪能够提拔我也能惩罚我的君王，不如忍受一下不能拿我怎样的老百姓的抱怨。”（原文是：与其得罪于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于无奈我何之百姓）揭露的是，古往今来的一种为官之道。逯局长之类的政府官员，没有不明白这个道道的。在他们心里，替谁说话的问题，始终是很清楚的。当他们面对媒体的时候，惊诧于新闻记者居然有不明白这个道道的，一时情急，就把不该说出来的真实想法给说了出来。可见，问题出在：逯局长把新闻记者当作跟他一样的政府官员，不巧的是，同样属于政府公务员行列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位记者跟他的想法，不太一样。

读过一点儿古代诗文的人都知道，封建时代替老百姓说过话的文人有不少。唐宋诗人中，单是在赋税问题上替老百姓说过话的，就有杜甫、李绅、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梅尧臣、范成大等等。这些人不但说过话，而且说的话还很尖锐，很辛辣，很让最高统治者没有面子。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替老百姓说话的文人，基本上都曾经是朝廷的官员，其中有几位，例如李绅、范成大，不但一直在做官，而且官做得还很大，李绅官至宰相，范成大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似乎都不曾因为他们替老百姓说过尖锐、辛辣的话，而受到朝廷的惩罚，被穿过小鞋。

我不清楚：我国现在的政府官员中，有没有像李绅、范成大那样的官员？如果有，有几个？还有，我们的最高领导集体，能允许旗下的官员替老百姓说话吗？反正，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到过任何一位在任政府官员替老百姓说话的较为像样的诗文作品，一篇也没有！

                                            200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