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书的理由

启 阵

跟几位同事共进午餐之后，又去了中关村图书大厦。古人说，过屠门而大嚼是一件快事；如今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把书店当成图书馆，也乐以忘返。这两种快乐法，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不以为然，我至今都没有尝试过。每进书店，无论钱包肥瘠，必以购买为第一要义，翻阅也只是为了鉴定某书值不值得买下，决不进行深度阅读。因此，跟往常一样，又是满载而归。

如今人们凡事往往以“无须理由”的态度为潇洒，为时尚。而我，回到家里看到早已书满为患的景象，却不免要在心里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不停地买书呢？

有人可能会说，你买书是因为书对你有用。可是，有用不见得非要去买，也可以去借啊。居住京城，学校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我都有借书证。我认识的好几位成绩卓著的学者，家里藏书都很少。可见，不买书照样做学问，做大学问。前人不是曾经有过“书非借不读”的名言吗？

有人可能会说，你买书是因为你有洁癖。我有洁癖吗？应该没有。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听谁说我有洁癖的——这样声明倒有可能导致另一种极端的理解：我很邋遢。那也不是的，我还是比较讲卫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热衷于到地摊上淘旧书，还淘到过几本名人赠送其朋友熟人的书，上边签着“某某同志指正”、“老友某某哂正”的题词。可见，我对旧书并不讨厌。有洁癖的人，是不会喜欢到地摊上淘旧书的。我念书时有一位洁癖的同学，他根本就连新书都不怎么买。他说书店里的书都是有许多人摸过的，很脏。

还有人可能会说，你买书是因为你有占有欲。我认为，占有欲这东西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有，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扪心自问，至少在图书方面，我没有特别强的占有欲。我属于不特别爱惜图书的人，这跟鲁迅先生没法比。自从不当学生之后，我再也不曾用牛皮纸之类厚纸张包过书皮儿，有时还在书页上写点字，划条线，做个记号，相当随意。有时候，也会将自己的藏书送一两本给朋友熟人。我有两位爱书的朋友，专门写了字条贴在书架上，严正宣告其藏书一律不向朋友出借。比起他们来，我简直可以算得上仗义疏书之人。

有眼尖的读者可能看出问题来了，说你买书是为了可以任意在上边写字、划线、做记号。这也不然，我在书上写字、划线、做记号的时候不多，关键是我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我更常用的读书方法是：目遇神接。就是看看想想，边看边想。君子动眼，不动手——因为我是一个稍稍偏于懒惰的读书人，喜欢将自己忝列陶渊明读书会中，“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只有在要做论文的时候，这才像渔民拉网似的，一边翻阅，一边摘抄有用的文字、段落，做成方便排列、检索的卡片。因此，每当在书店看到一些典籍的名人批注本，我就只有惭愧的份。将来万一我也成了名人，我家的藏书可没有批注本，无法以这种别致的方法给后学留一笔另类学术成果，给家人留一笔可以换钱的财产——据说钱钟书先生生前用过的外文词典，因为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有国外出版机构愿意出大价钱价购买。

那么，我之所以生命不息买书不止，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无他，其实就是两个字：懒散。

从我家出发，去图书馆借书，无论是学校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还是国家图书馆，都有相当一段距离。打出租车跑图书馆，未免太滑稽——又不是大领导视察图书馆，也有投入与产出比不合理的问题；乘公共汽车来去，人口大国，又是首善之区，四海辐辏，八方汇集，车厢内每每是一派“人才挤挤”的景象。空手已经是立足难稳，再提上一大兜书，就更需要一套夹缝求生的高强武功。骑自行车借书，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可是，北京的偷自行车贼也太猖狂了，我曾创下两个星期丢四辆自行车——而且全是新车——的纪录。因为丢不起，我已经不骑自行车快一年了。去图书馆借书，弊病还有不少。例如，兴匆匆填好索书单（国图是网上填单），眼巴巴的个把小时等待，却常常等来“此书已经出借”；借书之后，还书日期如同勾魂的无常鬼，时辰一到就必须归还，一点通融不得。

自己买书，虽说路途艰辛仍然难免，但是我可以就近解决——太远的书店不去，而且搬书劳动也只是单程的，不像借书是双程。一旦图书到家，任它外面世界艳阳高照、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大雪纷飞，我可以稳稳地坐在家里，想翻哪本翻哪本，想读哪册是哪册，玉皇大帝都限制不了我的这种自由。

懒散之外，当然也是可以说出别的若干次要理由的。可能是因为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太快，而图书馆的购书经费有限，许多新书可以在书店看到，却无法在图书馆寻觅到。即使图书馆已经购进的书，也总是不能马上出借。公家办事自有一套程序，图书馆从采访、选购到编录、上架，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时不我待，也是我自己斥资买书的原因。鲁迅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许多话说得有趣，说得巧妙，为我所爱听。其中他有一番话，大意是，人们对于谋生工具的购置，总是不会吝啬的，比如土匪的购买盒子炮。这使得我时常在路过书店门口的时候因为想到书其实就是我的盒子炮，而临时改变行进路线，拐进书店。这可以说是一种名人效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