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知识产权是一个高通绕不开的话题，以前的通信核心技术是多家企业一起开发，芯片的生产也有多家企业。高通的情况是拥有相当多的CDMA核心技术，而且也开发、生产芯片。行业内有我们面临高通“三重剥削”的说法。那么高通在中国收知识产权费的情况是怎样的？中国哪些企业需要支付知识产权费？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承担的知识产权费用是较重还是较轻？

    汪静：高通拥有领先的各种3G技术标准的核心知识产权。从知识产权授权的角度看，一个标准里某家公司所占专利数目多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该公司所拥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性和关键性。世界上有50多个主要3G设备制造商已经和高通签署了WCDMA和TD-SCDMA知识产权授权协议，同意支付给高通的知识产权费和CDMA2000是一样的，这不同于有些人理解的“按专利的数目付费”。知识产权授权和卖鸡蛋不一样，卖鸡蛋是论个数，知识产权要看含金量，只要核心技术为你所有，对于不同标准里知识产权的认同程度是一样的。在和高通公司签署3G知识产权授权协议的公司里，包括大家熟知的TD-SCDMA的主要推动者和设备开发商西门子公司，还有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等等。如果西门子和这些其它公司生产和销售TD-SCDMA设备，支付给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费和其他3G标准是一样的。一个月前，UT斯达康也同意支付高通3G知识产权授权费用，三个标准的知识产权费也都是一样的。现在世界上领先的3G厂商都已经和高通签订了知识产权授权协议，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是经过充分的技术和法律认定后，在自愿的原则上与高通签订了3G知识产权授权协议。

    关于高通公司对中国的CDMA知识产权授权，CDMA2000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为了在2G时代打破GSM在中国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使CDMA进入中国市场，高通对于中国的CDMAIS-95和CDMA2000知识产权授权作了符合当时市场情况和中国国情的合理安排，并给予非常优惠的提成费率。至于WCDMA和TD-SCDMA，我们和中国的厂家在知识产权授权上还没有签约，有关谈判还在进行。

    至于“三重剥削”的说法，据报道是指高通对于知识产权授权收取“入门费”和“技术提成费”，中国厂家从高通买芯片和软件也要支付费用。必须指出的是，前两种费用是知识产权授权通行的做法，在其他领域也一样。知识产权费收取一般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次性买断，费用有时候会非常高；只收技术提成费，提成费也比较高；入门费加技术提成费。我们采用的是合理和公平的入门费加技术提成费，这种方式已经得到全世界3G厂商的广泛接受。我们没有听到中国技术许可厂商有任何关于“剥削”的抱怨，如前所述，中国3G设备的成功者华为、中兴还授予高通公司“全球最佳合作伙伴”的称号。

    卖芯片和软件时分别收取费用也是行业内通常的做法。中国厂家在购买GSM芯片时，也要另外购买相关的软件。实际上高通对中国产业帮助更大，因为我们开放手机芯片软件的DMSS源代码，而其他厂商是不开放这种源代码的。开放源代码的好处是，手机厂家购买了软件后有更大灵活性开发手机终端，对手机设计的原创性、产品的独特性、性能测试的方便性有很大帮助，加快了中国CDMA和3G产业的发展速度，使之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也是中兴、海信和华为设计的3GCDMA手机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世界手机先进水平的原因之一。

    项立刚：剥削不剥削的焦点在于价格是否合理。赚钱是应该的，关键是价值，不是高通生产，别人生产是不是也算剥削呢？价格合理就不能说是剥削，价格高得离谱可能就是剥削。高通的3G芯片价格是不是比其他厂商更贵？

    汪静：高通在芯片和软件解决方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高通公司一直在改进和优化CDMA芯片产品，并提供极有竞争力的价格，以保持市场的领先地位。只要别的公司提出要求和愿意做出投资，我们也会按照该公司与高通签订的协议授权他们生产和销售CDMA芯片。高通公司在全球已经授权给了10家芯片厂商生产CDMA芯片。我们欢迎来自这方面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高通占有较大的CDMA和3G芯片市场份额，就咬定其是“垄断”和“剥削”。

    高通公司提供的先进、高集成度的芯片和系统软件解决方案使厂家能够开发性能完善的3G手机。这些完整的解决方案为手机终端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缩短了推向市场的时间，也以更经济实惠的价格提供更高集成度的性能，从而帮助厂商推出特别针对无线通信市场中新的消费层面的产品。高通公司芯片路径图囊括了所有层面，包括对多媒体、多模式、1XEV-DO和WCDMA的支持和初级的解决方案，迎合了3G市场各个层面的需求，为世界上几乎每一市场中的每一类消费者都创造了享受3G无线通信的机会。

    知识产权费在高通公司2003财政年度总收入中占的比例不到1/3（仅有10亿多美元）。而高通公司为CDMA和3G技术投入的研发资金和做出的不懈努力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项立刚：有一种说法，由于高通的知识产权费过高，韩国有可能脱离CDMA2000集团，是否有这样的情况？CDMA是促进了韩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还是为韩国信息产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汪静：在CDMA的商用化方面，韩国是目前做得最成功的。现在CDMA产品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项目，为韩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收益。以三星、LG为代表的韩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性3G设备特别是终端方面的领先厂商。以SKT和KTF为代表的韩国CDMA2000运营商已经成为全球3G运营商的成功典范。如果没有CDMA的商用和高通公司的贡献，韩国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有媒体报道说韩国认为高通对韩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授权收费太高，实际上我们对被授权方一直采取公开、合理和合法的态度。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厂商的情况也不一样，CDMA是韩国在特定情况下自主做出的选择。CDMA对韩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通公司对韩国信息产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韩国企业从CDMA中受益也是最大的。

    项立刚：尽可能早上3G，不仅对运营商有影响，而且还可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您的看法呢？

    汪静：早上3G对制造业、内容开发商、内容和服务提供商的发展都有推动。这些产业的形成、发展和成功不是一夜之间能完成的。增值业务开发、内容提供、成功的运营模式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一个国家需要培育3G市场，应尽早进入3G。等别人已经做得很好，表面上设备价格可能下来了，而事实上可能失去了更大的3G商机。正所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一个国家若想扶持本国产业，应该开放国内市场作为本国设备制造商的第一个商业舞台。如果一个制造商的设备已经在国内市场得到了商用，也就可能在国外市场更有营销说服力，而且也可从本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和其它方面的发展获得极大的收益。韩国之所以在三大运营商SKT、KTF和LGT已经成功部署了3GCDMA2000的情况下，还要颁发2.1GHz的WCDMA执照给SKT和KTF，最大的考虑就是让韩国厂商也能出口WCDMA产品。

    项立刚：有种说法是，中国TD-SCDMA知识产权费支出不高，是因为中国有了自己的TD-SCDMA，在标准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可能，可以说有了更多的牌，才促使高通在知识产权费上有了较大的让步。

    汪静：我们希望，TD-SCDMA作为一种标准也能做到规模性的商用。一个标准能否商用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商用要从技术和市场的角度看，知识产权费不是一个重要因素。3G知识产权费只在中国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知识产权费从未在3G决策中成为话题或重要的考虑，因为外国政府一般不干预技术标准中的知识产权费问题。国外厂商一般也不会以争取少付知识产权费作为加入3G产品竞争的跳板，国外运营商更关注3G标准的实用性、产品商用化程度、频谱使用的效率和3G价值链的培育，以及设备的总体价格，而知识产权费因为所占比例很小而不足为虑。至于TD-SCDMA能否作为一张牌，我认为是不相关的问题。TD-SCDMA如果得到商用，中国相关的TD-SCDMA设备厂商也要按照国际惯例和世界上其他厂商一样，与知识产权所有者（包括高通在内）达成涉及TD-SCDMA的知识产权授权协议。

    我们认为TD-SCDMA标准中有许多涉及到高通的核心知识产权。很多厂商都知道，包括西门子在内的全世界50多个厂商都已经和高通签订了包括TD-SCDMA在内的3G知识产权授权协议。这些厂商并非盲目行事，它们是在认真研究、得出合理、合法结论的基础上这样做的。高通有TD-SCDMA相关核心专利的知识产权，跟准备和有意生产TD-SCDMA产品的厂商签订相关知识产权授权协议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相关中国企业在TD-SCDMA标准里有多少知识产权，其经营模式如何，那是每一家公司自己的事。

    项立刚：中国移动已经用JAVA推动增值业务，有人议论，在这种情况下，BREW的前景就不太乐观。

    汪静：中国移动已经用了一段时间JAVA，目前是在二代GSM和GPRS网上。中国移动还没有上3G网络。上3G网络后采用什么平台还不清楚。中国联通的BREW用户现在每月以30%的速率递增。我们认为BREW在流媒体、多媒体应用和高速数据下载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移动在二代采用JAVA并不意味着对BREW在中国有多大的冲击力，因为中国移动一直都在用JAVA。

    项立刚：高通公司对于中国CDMA的发展是“助力器”呢，还是“瓶颈”？

    汪静：我认为高通公司对中国CDMA产业发展，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都是技术源动力，是“助力器”。我很难想象高通的商业模式会使其成为某一市场CDMA发展的瓶颈。高通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合作伙伴的成功，才是高通的成功。

    具体地说，高通在中国的成功取决于中国3GCDMA运营商的成功，中国3GCDMA生产厂家的成功以及今后3G内容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的成功。高通公司对中国通信制造业的推动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厂家生产的CDMA产品不但在本国得到商用，还出口到世界上很多国家。联通的CDMA网络从建设到运营只有3年，今天已经拥有2200多万用户，也说明我们是CDMA在中国商用和发展的的推动者。BREW在中国商用1年后投入市场的手机有30多款，应用近350个，这些都说明了高通在推动中国运营商、业务开发商和制造商在CDMA和今后3G上的成功，决不可能成为制约CDMA在中国发展的“瓶颈”。有关高通在中国“三重剥削”和成为中国CDMA发展“瓶颈”这类说法无非是哗众取宠之举。高通将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先进技术、独特的商业模式和诚信的品格甘做推动中国3GCDMA产业发展的有力然而是“默默的”耕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