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亚洲金融风暴令香港经济陷入低谷，政府未必会把这么多的土地资源，一次过用来兴建艺术与文化设施。当时，香港的地产市道正受八万五政策的影响，处于极其低迷的状况，大量市民身陷负资产，对政府已十分不满。政府不敢贸然大量增加土地供应，破坏救市措施的效益，唯有把西九的土地拨作艺术发展用途，以减少对楼市的冲击。

然而，拨地兴建文艺设施容易，要兴建这些硬件却需要大量金钱。当时，政府财政紧绌，公务员要减薪，连医疗与社福资源也得削减，何来那么多的资源去一次过建这些硬件？政府唯有利用香港特有的发展模式，把它包装成地产项目，把建艺术设施与邻近的商用土地捆绑在一起，变成批地条款的一部分。哪个地产商想取得西九的发展权，就得负责兴建这些艺术设施。

由于西九是一个整体性的规划，由单一的发展商负责兴建，效果会好过斩件由多个发展商去做。再者，连接在一起的土地，容易产生协同效应，而且会方便裁剪作规划上的编排；所以政府想以单一项目的方式招标。

由于难得有这么大块的优质土地在市场上招标，发展商都很有兴趣。他们的想法是：「得西九，就可以得天下。」因为，中标者可以一次过抛离其他发展商，成为香港的龙头发展商。

为了增加自己中标机会，他们各自在全球招募最佳的专业团队负责设计，还主动联系香港的艺团，了解艺术的需要，以令他们的设计更符合社会的需要，以增加自己中目标机会。我当年已参与香港小交响乐团的工作，参与过多次与发展商的交流会议，觉得他们很有诚意，都愿意把我们的需要融入他们的设计，在沟通上比现在的西九管理局畅顺。

在该段期间，各大发展商都忽然对香港的艺术发展关心起来，从外国博物馆借来名画在自己的商场展出，又积极拨款资助本地艺团，不管他们这样做是否出于真心，我认为对社会也是好事。

可惜，政府这个方案，被民粹主义攻击得体无完肤，被认为是在提供地产霸权进行垄断的机会，剥夺了公民参与的机会。结果政府只好把地产项目与艺术项目分开，成立一个有各方人士参与的管理局，用公帑去兴建。

这种做法虽然政治正确，但效益甚差，各方意见纷陈，公务员难作主观判断，只好走标准程序，事件拖拖拉拉，十多年过去了，原来多亿也快用光了，一件象样的东西都未搞出来的215亿拨款已发觉不够用了，却依然甚么都未建设出来。若然当时把西九文化区的发展交由地产商去做，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不会让西九落入如此境地。社会是否真的值得为了政治正确与不让地产商图利，而让自己受折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