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嘉诚卖屈臣氏股份除了是商业决定外，多少是想对社会上的仇商，尤其是仇视李家的情绪作点回应。香港人既然这么不喜欢我，我为何要留在这里讨人厌？我给人妖魔化，传媒还拍手叫好，没有人肯为我说句公道话，我对香港的感情怎会不被伤害？既然有人说，有本事就离开香港，看看外国有没有香港这么容易赚钱；那我就去外边挑战一下自己。

李嘉诚若然有这种想法，亦是人之常情，商界持类似想法的人亦很普遍。日前，我出席一个商界的活动，席间不约而同地谈起社会上的仇商情绪，而且心中都有点气。

他们认为：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并非商人弄出来的。商人原先与普通人没有分别，不少商人以前也捱过苦，只是他们挣扎成功了，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境况。难道他们不应该挣扎一下吗？他们赖以成功的游戏规则可不是他们自己订定的，而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演变出来的；他们能够成功地跑了出来，有何罪过？

于商界而言，他们最珍惜的，当然就是这套令他们可以脱颖而出的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因为，只有在产权获保障的情况下，交易才可以进行，市场机制才可以发挥作用，社会资源才可以得到合理的分配与有效的利用，经济才会有增长，人民的生活才可获得改善。

然而，令商界感到忧虑的是：私有产权在香港已不获尊重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套新的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社会上经常有人打着社会整体利益的旗号，要求产权拥有者，放弃他们现在法律制度下享有的权益。譬如：

店铺的业主应有权选择租客，以及决定他愿意接受的出租条件；但现在有人要求他们把店铺租予服务本地人的商户，不应服务游客。

土地的拥有者应有权按现有的法规去作发展；但有人却可以打着社会整体利益的旗号，企图阻碍私人发展。他们主张的那套，不一定没有道理，但他们应该先立法，才执法，不能靠「人多势众」，用舆论施压。

机构的拥有者，应有权选择雇用甚么员工，以及用甚么方式去经营自己的业务，只要不违背现有的法律就可以了；但现在社会上常有人在法律之外，另定一套更高的政治标准与道德标准，要求机构的拥有者就范。

这些新的理念，不但损害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而且会令香港偏离原先发展得相对成功的道路。发展下去，营商的环境就会受到破坏，资金就会选择放弃香港。届时，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亦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