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初期，已有人担心，机器的出现会抢走大量人手的工作。现时有了计算机，连人脑的工作亦可能会大量消失；这对社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当然是好事。没有科技的进步，大部分人的一生都可能要劳劳碌碌为口奔驰；没法有其他更精彩的内容。因此，衡量社会有多进步的其中一个方法，是看人要工作多少时间才能解决他的基本生活；那当然是愈少愈好。

虽然，早在19世纪工人已在争取8小时工作制，但现时仍有很多人每天都得工作超过8小时。这一百多年来，科技进步了这么多，但为甚么工作时间仍没法大幅减下来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个人层面的选择，亦有国家层面的竞争问题。

于个人而言，解决了基本生活并不足够，还想物质生活过得更丰裕一些。因此，大多数人仍会拼命工作，买楼、买车、买名牌、出外旅游、品尝美食；而且还要有积累才有安全感。所以，钱好像多多都未搵够，那就只好加班加点，努力工作。

这种心态在华人中比较普遍，但在一些欧美国家，人们可能更喜欢悠闲的生活，所以社会通过了很多法律，规定最高工时与退休年龄，大家都不许多做，以免恶性竞争。

然而，这种立法只在国内有效，对其他国家起不到制约作用。结果，在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先是企业选择以脚来投票，把生产线以至总部都搬去限制比较少的地方；继而国家也会发现，国力开始与工时长的国家有差距；那就不可不予以正视。

法国曾一度把每周的最高工时降到35小时，即每周工作五日，每日工作七小时，而且不许任意加班，每日最多加班半小时。这样，大家都可以做少一些，把工作分给多些人去做，还可以有多些时间享受生活，真是何乐而不为？

法国的这套法律已行了十年，但法国人逐渐发觉，法国的国力被德国拉阔了，连累法国在欧盟的话语权也降低了。为此，法国不得不修改法例，让企业可以每周工作48小时，等同每周可工作六天，每天工作8小时，以与德国看齐。现实是美国之所以比欧洲强，与美国的劳动法比欧洲相对宽松有关。

这已不是道德上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竞争与生存的问题。现实世界仍是以国家为单位，弱国无外交，谈判讲实力地位；世银与国基会在投票时都是计GDP的。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谈判上处处吃亏，他的国民任是再努力也可能事倍功半，只能做一些低增值的工作，甚至连工作也不够。

由此看来，除非地球村有一个可以进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可以在全球实施统一的最高工时制，否则单在一国之内，行最高工时是有后遗症的。当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时，我们仍不得不以国家的层面来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