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布的坚尼系数，显示香港贫富悬殊严重。社会对此有很多讨论，但大部分意见都着眼于增加福利去扶贫，而不在于刺激生产以提升收入。这条路欧洲国家行过，事实证明并不成功，最终可能推人民落苦海，令国家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利用公帑去扶贫，无疑是最为快捷有效的方法。穷人有居住问题，可促政府增建廉租的公屋，或进行租金管制。穷人交通开支负担重，可要求政府提供交通补贴。怕穷人食得不好，可要求政府搞食物银行，让穷人随便去提取食物，连资格审查也不用做，怕会伤害穷人的尊严。穷人的收入少，可要求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穷人工作辛苦，可要求政府订定最高工时，增加有薪假期。总之，只要发现穷人有哪方面的缺乏，就可以敦促政府加以提供，令穷人也可以过非穷人一样的生活。

这样做的确快捷有效，问题是钱从何来？香港仍有大量财政盈余，短期应不会有问题。但财政盈余耗尽之后怎么办？欧洲国家的做法，是由国家借钱去继续提供福利，结果政府欠债累累。

现时，欧洲的问题已经暴露，但问题却没法修正。因为以福利扶贫会掩盖了贫穷的自然后果。既然贫穷也不用过贫穷的生活，安贫的人自然会愈来愈多。以至社会上需要依赖政府扶助的人不断增加，而他们的意见亦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见，政府的政策不得不跟着他们的尾巴走。主张量入为出，要削减福利的政府，连在选举中胜出的机会也没有。社会上有额外负担能力的人，眼见自己的贡献，原来大部分都被拿来扶助一批长期都得依赖社会的人，一定会觉得不值，要么撤资，要么减低产出。这样的社会迟早无以为继。

欧洲正处于这种境况；资金先是从南欧的债务国撤出，现时连德国的资金也觉得不安全；人们担心，德国也会被欧盟的穷亲戚拖累，倾向把资金调去美国或瑞士。

这种趋势一旦蔓延，就会十分危险，利息一旦被抢高，债务国就更难翻身。在高息环境下，经济就难以复苏，政府的税收可能因加得减，加上借钱已不容易，政府根本没法兑现竞选时承诺的福利。最初，人们还以为可以透过示威抗议去逼政府问责，但很快会发现暴乱一样于事无补。这时，强权政治就有机可乘，历史就得倒退，社会就会演悲剧。

香港的情况虽然与欧洲不一样，但以公帑补贴的方法，去缩短贫富的差距绝非扶贫的好方法。穷与苦是很难完全分离的，但正正因为苦，才有脱贫的动力。政府只要提供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平等的教育机会、以及公平的竞争环境，就可以让个人自行努力去脱贫。政府能做的是减轻人民的痛苦，而非为人民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