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产力上升的动力，除了来自科技的发明外，主要来自分工精细与大规模生产。

分工精细才方便科技的应用，机器不懂得制造整件衣服，但分为纺纱、织布、裁床、缝盆、钉钮门……之后，机器就可以胜任了。

分工精细使每个工序简化，连培训工人的时间也可以缩短，方便生产部门的大规模扩张。另一方面，生产规模不够大的话，就不容易进行精细分工，亦不容易进行资源共享。因此，规模效应在发展初段都是正面的，即规模愈大，生产效率愈高。所以，大公司往往比细公司有更大的竞争能力。

中原就是因为发展至一定的规模，才有能力成立自己的I.T.部门，为自己的不同工序设计计算机程序。中原若是没有能力养起自己的计算机专才，就不可能有余力去为社会提供中原数据与中原地图。这些都是小规模的公司做不到的。

然而，公司规模不断膨胀下去的话，总会遇到樽颈。前线的讯息，中央迟迟未收到；中央的决策，亦需要层层传达，不断被扭曲之后才到达前线、以至规模大了就反应迟钝，且容易作错决定。

另一方面，公司愈大，公司的结构就愈复杂，内部形成各种官方与非官方的系统，互相重迭，利益交错，人事部有人事部的需要，广告部又有广告部的看法，结果不一定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而是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不少大公司都在内部的政治斗争上花费大量精力。因此，研究管理的人都知道，公司发展至一定的规模，生产力不升反降。以至招聘的人员愈多，人均生产值就愈低。这时公司的发展就出现了樽颈，若果硬要继续扩张发展，只会把公司推向亏损。

中原能够从一间只有两个人的公司，发展成今天一间将近一万八千人的公司，至今未遇到樽颈，是因为我们不搞中央集权。我们把权力下放，让地方各自成立独立的、有生命力的分公司。我们只共享品牌，以公司文化作互相感染，但不搞严密操控。

当初，我劝中国部放弃搞各城市分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时，中国部的同事并不人人理解，有人还在背地里讥笑我迷信「无为而治」，容许诸侯割据，不顾公司整体利益。

其实，我若真的把太多的中央目标与整体利益加诸各城市的分公司，他们怎有机会轻装上阵，这么容易就找到在新环境下的生存模式。

我的发展的模式是：先让变形虫独立生存，到有一群数目相当大又有生命力的变形虫时，才搞细胞分工，希望可以演变成水螅。但对此我不会强求。中原能发展成一群基因接近的变形虫已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