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描绘“南方丝绸之路”线路图
这两天,在名震中外的三星堆参加一个名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会,国内一些知名的史学界专家像李学勤、高大伦、王仁湘、孙华、段渝、林向、李绍明等都莅会。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看似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术研讨会,实际上包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泰斗李学勤用实证说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泰斗李学勤在开幕式上所言:“三星堆文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得到世界的充分承认,如果此事发生在西方国家,早已轰动世界。”
实际上他的这段话不仅在国际上如此,在国内亦然。我不是考古界中人,甚至对历史仅一知半解。旁观者清,从这次与会人员我发现,除北京的一些专家学者外,几乎都是川滇考古界中人,媒体也只看见德阳的(三星堆所在的市级媒体),影响可想而知。
还有,数十年来国人提到的丝绸之路几乎指的是北方丝绸之路,而20年前,四川学者又折腾出一个“南方丝绸之路来”,于是乎,有学者直指“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莫须有的路。
在多民族地大物博的中国版图上,黄河文明几乎主套了中国文明,黄河文明的历史在一些专家眼里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其余的似乎都是旁门左道。
因此,李学勤先生虽一言九鼎,但也难免有曲高和寡之嫌,在学术界派别林立的今天,这样的会议呈一边倒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为一个局外人,看待这种现象还是觉得很有趣的——“窝里斗”弥漫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不是危言耸听。
当年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怪异之所以震惊中国,轰动世界,甚至有专家大胆设想是“有外星人存在”……就在于它与传统中华民族的“另类”和“意外”。

这些看似“天外来客”的文物在无声地诉说着“南方丝绸之路”的辉煌

在黄河文明主导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里,这些怪异无疑让一些专家“失语”。确凿的证据面前,即使再伟大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惊人的发现。当中原各地出土的象征封建帝王将相王权的钟、鼎等文物时,而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具、还有大量的海贝饰品、纵目铜人……无一不证明,在3500多年前,令人惊叹的古蜀国高度文明和对外开放的意识。人们有理由承认,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处于当时世界最文明的时代,与他们相往来和对话的,同样是世界最繁荣最文明的地区——《圣经》上所描述的中亚、南亚和西亚。于是乎,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四川三位学者的“南方丝绸之路”之说。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任乃强、童恩正和李绍明。只可惜此说一度被淹没,一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古诗,也让偏安一隅的四川官员缺乏自信——“我们的祖先有那么优秀吗”
?

四川三位学者的“南方丝绸之路”之说如今只剩下李绍明教授了

就像成都的地理位置一样,这样的会议看似偏安一隅,实则意义非凡
年过七旬的李学勤先生不愧为学者前辈,他一语破的点醒了许多人:“像三星堆这种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要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证,才可能看得列清楚。而不是只考证三星堆文化的本身。”三星堆文明究竟“古”到什么程度?李先生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年表和古埃及年表相对比。他把古埃及31个王朝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并与中国历史上的商代、夏代和五帝时期相对照,结果发现,这些谱系看似毫不相干,文明的路径却惊人的一致,彼此竟只相差几十年。而三星堆文化繁盛时期是商代晚期,也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此时期都是两种文化的“极盛期”,因此三星堆文明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南方丝绸之路”有着清晰的路线图
有这样厚重的文明大背景下,李学勤先生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不能仅仅作为简单的丝绸之路来理解,而是一门新型学科(即欧亚学科)的起点。他主张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因为这是目前人文领域最前沿的学科——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欧洲人认为的“自我中心论”。
因为无数的文物和文化事件表明,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有一条通往国际的通道,是确信无疑的。
因为古蜀丝绸文化的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并使南方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四川师大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断言:“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巴蜀文化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体系,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会议紧凑而热闹,会场简单而隆重

为此,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郝康理亲自向李学勤先生讨教,听了李教授的“实证”后甚为兴奋:“看来成都并不是落后和闭塞的代名词,自古以来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不禁慨叹:我们并不都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而常常是在他们的脚下。
南方丝绸之路——成都。千年古蜀国从未改名换址的成都,新的机遇再次降临,你是否能再次抓住机遇,像太阳神鸟一样,穿过数千年的时空隧道,在历史的天穹下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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