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看一看这次新课标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的原文。它是这样写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1]

这样的论述总结了前一时期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讨论的成果，应该说比以往教学大纲的认识有所推进。但是，能不能说这样讲就可以摆脱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呢？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

第一、无论是“人文”派还是“工具”派，他们都从来没有宣称过语文只有一个“人文性”或“工具性”。因此，写上“工具性”与“人文性”二者的结合这一条也并不会避免今后对此产生新的分歧。

当时，倡导人文性一派并不反对语文要有“工具性”。他们的观点主要是针对语文教学的弊端而发，认为那些弊端产生的根源是“简单片面的语文教育工具化思潮”。比如，上海的特级教师于漪就持这种观点。她在《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中说：“按照大纲的精神，工具性和思想性在语文教育中应是统一体，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可是在阐释与实施的过程中偏线了，正好像瞄准靶子打枪一样，准星发生偏差，当然发出去的子弹乱了套。”[2] 所以，她主张“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3] 她在《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中对此阐发说：“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中的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4]

而坚持工具说的一派也一样。他们也并不反对语文的“人文性”。他们主张的观点是：语文教育的偏差，并不是缺乏人文性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坚持工具性不够，恰恰是科学性成分太少造成的。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大纲及教材编辑的主持人张志公先生、刘国正先生等，就是如此看的。

张志公先生在1996年第1期《语文学习》撰文《提倡两个“全面发展”》说：“现在，颇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科学因素太多，要加强人文性。我有些不同的想法，我们的语文教学中有多少科学性成分？我看经验主义居多。我们语文教育研究了这么多年，有统计数据吗？你选《阿房宫赋》，我选《醉翁亭记》，都有道理。一部语文教材中，总共有多少印刷符号？有多少成语？词汇量是多少？出现频率是多少？学生阅读水平应达到一小时读多少字的速度才合格？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孩子学写作，先教记叙文，记叙文学好了，高中再教议论文。这符合实际吗？事实上，小孩子都会发议论，而叙事、说明有条有理并不容易。”他还说：“加强语文教学的人文因素，我不反对，但把它与科学性对立起来，就走向了极端。过去，我们是人文性与科学性都谈不上，我称之为四不象。把多年来语文教学没搞好的原因归结为强调了工具性，搞多了科学性就离谱了。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加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