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风情与北宋历史交融的壮丽画卷(文学评论)

                                                               ——读长篇小说《跃马赵沟岭》

                                                                                     曹世忠

长篇历史小说《跃马赵沟岭》，一幅把河洛风情与北宋历史融为一体的壮丽画卷。

人们是否有义务和责任记住过去的历史和事件？如果应该的话，又该以什么方式来记住？这是以色列学者玛格丽特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着重讨论的问题。在阅读杨西京和侯发山的长篇小说《跃马赵沟岭》时，此学者提出的问题恰是对文本的开启和照亮。笔者认为，《跃马赵沟岭》用文学的形式，以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宋代为平台，以弘扬正能量为主体叙事追求，以轻柔洗练而隽永优美的笔调，书写底蕴深厚的河洛文化，揭秘历史真相，塑造出以赵匡胤、赵普和苟仙儿为代表的等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填补了历史人物形象画廊的又一空白，给文坛吹来一股和煦而清新的春风！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为历史长篇小说，体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本原和文学的想象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时时拷问着作家的艺术功底。怎样用这种文体形式去表达生活，不光是理论家的事情，同样也需要作家进行理性的探索。《跃马赵沟岭》（载《奔流》2017年11期、12期）用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静谧优美、诗意盎然的大宋风云画卷；同时满怀温润之情，揭示了历史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阐述了河洛文化的哲理内涵，为读者提供了新的阅读感受和审美愉悦。年鉴史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的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虽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离开了人——这个哲学的基本要素，再宏大的叙事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徜徉在《跃马赵沟岭》的文本里，能明显感觉到作家杨西京、侯发山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思考，以及在描写人物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作品主要采用了两种叙事线索，一条是苟仙儿家乡家族历史生存状态的叙述，一条是赵匡胤壮士凌云的人生经历叙述，两种线索在特定的赵沟岭地域空间里相互交织，时分时合，自由潇洒，浑然天成。家族历史叙述完全是客观化的冷静分析的叙述，而个人的记忆叙述，特别是赵匡胤和秀姑爱情纠葛的悲剧故事，有很强的传奇性，抒情性，散发出悽伤而优美的艺术芬芳，给人以高雅美好的阅读享受。

“你是黄河我是洛，一青一黄来汇合。邙山岭头八卦图，好似咱俩把手握。把手握，念哥哥，洛妹清清泪儿多。只听水响不见面，黄哥哥，你咋不来见见我……把手握，念哥哥，织布机飞银梭。年年都见春风面，黄哥哥，何日你来家中坐？”秀姑的歌声里浸透着一腔思念，一腔幽怨，一腔心酸，每一次都搅动心上人的肚肠，让其思潮汹涌，情难自已；然而为了一展宏图，实现煌煌的帝王大业，赵匡胤虽情窦初开，但依然斩断情丝，四海为家，最终让秀姑的青春和婚姻幸福付诸东流（不排除苟仙儿从中阻挠的因素）。为何如此? 除了封建门第等观念禁锢之外，“舍一己儿女情长助英雄一统天下，乃严父终生之傲；留半亩小院承继儿孙耕读传家，实慈母一世挚爱。”苟仙儿夫妻俩临终前留下的对联，既是他们聪慧睿智的良心良知之体现，更是对如何处理爱情和事业关系的最好诠释，最凝练而精准的肺腑之言。在这里，作品把赵匡胤和秀姑之间的爱情，写得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似断还连，既是忧伤的，痛苦的，也是高雅的，崇高的。在这里，作品的审美视野开阔，超越与升华了古代爱情的思想境界，在今天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这是极为精彩的一笔！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跃马赵沟岭》里，为了让两种叙述线索自然交织而相互协调，作家杨西京和侯发山在结构上下了功夫。作品开篇是个引子，写出古驼村暴雨倾盆，雷鸣电闪，被炸成了九道沟壑的怪异天象，为一代天骄的赵匡胤横空出世渲染了气势。在每一卷分别用对偶的小标题画龙点睛，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层次清晰而醒目。在每一个章节里，依据故事发展态势采用风格各异的叙述方法，让行文摇曳出多姿多彩的艺术美。小说的尾声呈现发散性思维，不仅仅是交代了主人公的命运结局，更重要的是站在当下时代高度揭示出深刻的人生真谛。换言之，作品的这种构思布局，美妙绝伦，宛如一件玲珑剔透的晶莹玉雕，给读者带来清新高雅的审美感受和精神愉悦。

“要贴到人物（心灵深处）写”。沈从文的这一写作秘笈，曾被他的学生汪曾祺和不少后来的文学作家铭记并发扬光大。杨西京、侯发山两位作家深谙此理，在写赵匡胤、苟仙儿、秀姑这些人物时，以“贴”的方式零距离走近和熟悉他们，努力沉潜进入到河洛文化历史的海洋之中。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对群众的细致采访时，捕捉着生活里的新鲜气息，从而生动形象地还原了赵匡胤和北宋风云的精神气象。当作家把搜集到的“龙窝沟”、“偿命庙”、“寒号鸟”“骡子不生育”的传说故事展示给读者，当丰富的诗词、楹联、俗语和方言文化融入到文本，当“十三花”、“二八桌”、“黄河鲤鱼”绽放出的河洛风情点亮了人物的心灵世界时，则意味着其精准地找到了解读大宋历史密码的钥匙。于是，那个不仅有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又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甚至有着人性中的卑俗和狭隘的赵匡胤便呼之欲出。他在陈桥兵变中被“黄袍加身”，于是也担心部下会步其后尘；于是，他便“抑武重文”，千方百计“借苟仙儿的嘴”和“文臣们手中的笔”，让老百姓明白自己是真龙天子，为他的皇帝宝座合法化营造舆论氛围，代之而起的便是“杯酒释兵权”谋略得以顺利演绎。作品用大量篇幅写了赵匡胤的计策谋略，写了他临终交班的心理活动。按皇子序列该赵德昭接班，可是他资质平庸，让赵德芳接班却年龄太小，又怕重蹈周世宗的覆；于是便决定让自己兄弟继承皇位。在这里赵匡胤的老谋深算和心虚怯懦相互纠缠，精明机敏和城府颇深较量博弈，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历史绕不开人性。这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活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人情、人性的历史。

小说的描述历史文化背景是宽阔的。何以宽阔？因为它有足够的时间广度和空间广度，因为作家杨西京和侯发山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和高远的思想意识，有能力书写北宋历史这一重大事件，有能力把握恢弘的重大场面。宽阔，还因为作家对他人有悲悯情怀仁爱之心——那怕所面对的只是虚构的人物。对于社会历史和人性内部的恶或局限，作品没有止于揭露与批判，而是走向反思与救赎。“他（赵匡胤）是人不是神，是人都脱不了俗，奉承话他爱听。”还有临终时交待赵光义对柴家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杨西京、侯发山在深刻挖掘赵匡胤渴盼国泰民安，期冀社会和谐闪光点的同时，还能够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现实，不回避历史局限和人性之恶，然而，对于那种复杂的过往风云，作家又不局限于单纯地生硬照搬和呈现，而是始终有自己的人文关照，委实难能可贵。

德国画家安塞基弗说，我不是要怀旧，我只是记得。“记得”，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继往开来，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真的是太重要了。《跃马赵沟岭》的叙事时间起点，和作家个人生命的起点，大抵是重合的。这部小说的叙事空间，恰是杨西京和侯发山曾经生活过的巩义大地——宋陵的滥觞。随着这种具体经验的融入，作品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使北宋历史获得了再现和延续，丰富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如果走进这个世界的话，更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并直抵内心的艺术魅力。这种感受如此强烈。很显然，作家在试图打捞历史的真实，进而记录下来，但他们的打捞方式和记录方式又首先是文学的。作为一个深谙叙事艺术的小说家，终于找到和内容相匹配的形式和结构，从而远离单纯的照相式的记录，走向虚构和想象，也走向文学创新的明天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