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丰富的人生历练关注时代，以执著的文学体察剖析社会。侯发山的小小说以迅捷良好的创作态势走出巩义，走向河南和全国。也许是缘分或者是别的什么理由，他的作品格外引起笔者的关注。近日，在反复咀嚼和品读小小说《警察老谭》（载《啄木鸟》2014年9期、《河洛潮》2015年1期，《小小说选刊》2015年12期转载，获广西第八届小小说大奖赛一等奖）之后，总觉得想说点什么，想说什么呢？竟一时朦朦胧胧，模模糊糊……

说不清楚，又想说。于是小小说《警察老谭》的情节便在脑子里绕来绕去：警察老谭下乡调查一个案件，公交车上路遇五个歹徒，不畏强暴，见义勇为；在他的感染下，有几个乘客也纷纷站出来，赤手空拳和歹徒搏斗。没想到寡不敌众，钱财被洗劫一空，老谭倒在血泊里，三名乘客刺成重伤，一名乘客抢救无效丧生；在医院被抢救三天两夜后老谭终于醒了过来，媒体自然也接二连三地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没想到，老谭竟然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我那天不该站出来”，“假若我不逞能，那位乘客不可能死去”；懊悔演绎为自责，自责又上升为内疚，当畸形的情感推波助澜，愈演愈烈时，老谭便悄悄离开了小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啥地方，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

应该说，《警察老谭》节奏紧凑，构思精巧，是一篇立意深刻的好作品。作品的主旨显而易见，在当下，面对恐怖分子和邪恶势力的严重威胁，每一个人不仅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唯有如此，才可以事半功倍，将人民群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营造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氛围。显然可见，侯发山已经在思想上深度思考，在艺术上塑造全新而有个性人物形象，他所做出的极大的努力和探索，从而使自己的许多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又给人生一种智慧的启迪，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然而，笔者还想对小小说《警察老谭》中核心人物的结局做一点“吹毛求疵”的探讨和考证。

老谭为什么要离开小城呢？作品是这样描述人物心理动机的：他那天在歹徒抢劫时“不该站出来”，因为自己“逞了能”，才导致“钱财洗劫一空”和“乘客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的。笔者以为，假如这两点理由站得住脚，那么，作品就成功塑造了一个既见义勇为又严于律己，且思想境界宽阔而高尚的警察形象；换言之，老谭的出走就合情合理，而作品的结尾也将是漂亮和精彩的。否则，就可能是作品的微小疏忽，至少说还有琢磨和提升的空间。

孰是孰非？还是以作品所反映的故事客观情况来作判断的依据。歹徒们开始说“只要钱，不要命”，老谭想报警却发现已经不可能，因为那高个子男人（歹徒）就站在他面前，“大家”（乘客们）还有“左前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都把目光投向他这里”或“正一眨不眨看着自己”，似乎有警察在，一切都可以化险为夷的。眼看歹徒的美梦要化为泡影，高个子男人把尖刀对准孩子的脖子，威胁乘客们乖乖掏钱，否则要杀了他！孩子大声呼救：“叔叔救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血性的人民警察都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于是，老谭毅然站出来勇敢和歹徒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的行为既形象诠释了见义勇为的中国传统美德内涵，又绽放出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利益，那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靓丽风采。既如此，那么老谭为啥不该站出来呢？既然该站出来，又怎么算是“逞能”呢？既然不是逞能，那就不应该把离家出走的想法付诸行动。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诚然，老谭和车上的乘客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向歹徒展开了搏斗的结果似乎有些得不偿失，但这就像天空难免有乌云密布，路途中难免有坎坷崎岖一样，干任何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即使掏点学费，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是牺牲生命），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按照老谭“冷静一下”的思路，让乘客先把钱财交给歹徒的思路去实施，会不会出现令人满意的效果（也许会，但可能会助长了邪恶和不正之风的嚣张气焰），那是和文学创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因为文学不等同于生活现实，二者之间虽有联系，而性质却大相径庭），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谁如果硬钻牛角尖去作那样的探讨，不仅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畴，也偏离和曲解了文学的本质和属性。在这里，笔者着重强调的是，作家在结尾设置人物的结局命运时，只有注重对人性深处挖掘和对生活逻辑的正确推理，让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故事环境之间的相衔接，相吻合，才能避免出现“鸟飞到天空了却无处落地”的尴尬局面。

看人挑担不吃力。无须讳言，笔者对小小说创作理论知之甚少，且又缺少写作实践；倘若有人较真说你写写看，真的要“洋鬼子看戏——傻眼”了。但又想，一个观众不会唱戏，他依然有对演员评头品足的责任和义务，而这恰恰是激活文学艺术不断健康发展的源泉动力；基于此才写出了上面的话，也叫“知无不言，言不不尽”吧。倘若有说错之处，还请发山老师和其他文友谅解和指正。走笔至此，难免还有些心虚，于是便把标题改为《有关小小说“警察老谭”的题外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