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口的石头与搬石头的手
(2013-08-26 23:03:49)□吕约
诗人之间的“情书”,往往是语言激情的戏剧化表达,这种通过词语联姻来抵达精神极乐的激情,无法容忍肉体世界的有限性。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三人之间持续不到一年的《一九二六年书信》,就是例证。肉体不会允许精神独自在极限中呆得太久,因此,这种激情往往是短暂的,瞬间爆发,迅疾告终,只有分离使一切完美。如果强行将“极限时间”拉长,对语言极限的迷醉,必然走向对语言限度的绝望。德语诗人英格褒·巴赫曼与保罗·策兰长达二十年的书信集《心的岁月》,就是这样。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过于文人腔,对于人来说,还不如说,活着是野蛮的。“我们死了,却能够呼吸”(策兰诗歌《法国之忆》),作为幸存者和逃亡者,策兰始终活在奥斯维辛后遗症之中,外部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人在现实中必然要经受的撞击、威胁和伤害,在他身上都加倍放大,幸存者的眼睛就是一面“伤镜”。他既缺乏积极行动的能力,又缺乏尼采所说的“积极健忘”能力。报刊上一篇认为其诗“不可感”的批评文章,对他来说,就是从未结束的“纳粹帽”和“反犹浪潮”,更别说致命的“戈尔事件”了。受迫害妄想症,使得他一直盯着“骨灰瓮之沙”,而在正在发生的外部世界的伤害面前,完全放弃自卫。对于这样的“重伤者”来说,任何一点伤害,一个不友好的眼神,都是灭顶之灾。为了躲避想象中的伤害,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伤害爱他的人,比如向妻子坦白与巴赫曼的恋情(“为了使她节省时间”),比如要回送给巴赫曼的祖传戒指。没人比巴赫曼更理解他,怜悯他,直到她感到自己“没有更多的勇气再继续我们的友谊。”在最后一封长信中,这位堪称伟大的女友,写下了她一直不忍说出、最终也没有寄出的的话:“在你自己的心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幸……(来自外部世界的伤害)你却不愿意承认这些东西毫无意义,你却要它们更加强大,你要你自己被埋葬在它们下面。那就是你的不幸,我认为你比不幸更强大,而你却背道而驰……你想要他们因为你的毁灭而良心不安,而我却不能支持你的这种意愿。”
幸存者随时准备终结语言,逃往沉默的怀抱,仿佛沉默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对于策兰来说,活人的言说,首先是对死者(被杀害的母亲)的沉默的背叛。沉默是幸存者的保护神,而倾诉与言说,又是治疗精神创伤的最佳方式。既需要言说,又更信任沉默的人,在言说与沉默之间撕裂了。在爱情的高峰期,策兰对女友说:“即使单独的言说什么也不是,我也要和你一起沉默。”但他同时又给她指定了一个角色,“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也就是说,他既不能真正放弃言说,又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的言说是有罪的,所以需要辩护——因为言说是对沉默的背叛。这个辩护律师,不能是罪人自己,只能是一个比自己更爱自己的人。
胸口压着石头的人,如何呼吸?认为言说就是背叛沉默的人,如何开口说话?抱在一起时突然说 “我们的窗帘又被烧了而街上的人们又在看着我们”,如何在一起?二十多岁开始相爱时,巴赫曼就触摸到了压住策兰胸口的石头,但她凭着对爱的力量的信任,乐观地梦想,“将你陌生而黝黑的头抱在我的双臂间,想把你沉重的石头从你的胸口搬开”。没想到,这是一块用爱的手也难以移动的石头。坚硬、冰冷、沉默的石头,是人的肉体的反像,是死亡的证物,记忆与遗忘的复合体,无家可归者的难兄难弟,又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信物。“仿佛有石头就有兄弟”,石头的身影,遍布策兰一生的诗歌:《不管你掀起哪块石》、《明亮的石头》、《立石》、《长着页岩似的眼睛》、《问罪石》、《请把赭石撒进》、《矿石亮片》、《石瀑》…… 与石头连为一体的人,只能在言说与沉默的边缘等待“石头开花”。
爱的手,就是从胸口搬走石头的手。事实证明,无论是在策兰所遭遇的每一次危机中,还是在二人关系所面临的困境中,都是巴赫曼主动伸出手,就像策兰诗中所歌颂的“上灯的手”。
满座
不闻人语,但见吃饭,喝酒。
一只手,我吻过的,
给一桌人上灯。
——保罗·策兰《一只手》
与“石头”相对应的“手”,也是策兰诗歌的重要意象。《一只手》、《两只手上》、《用拳头》、《一只手上时光》……对于正在石化的生命来说,“我们曾经是手”的记忆,就是一种拯救。石头不动,而手在动。石头是死亡,手是生命,虽然手的动作既指向生,也可能带来死亡——由手变成石头。
对于策兰来说,巴赫曼就是一只忙着驱赶死亡、带来生命的“手”。除了搬走石头,在黑暗中点灯,她还要为爱人造一条诺亚方舟,“我很害怕,看见你被滔滔的海水卷去,但是,我要造一条船,把你从绝望中带回来。为此,你自己也必须做点什么,使我的负担不致太沉重。” 然而,没有同样被石头压住、没有经历过同等黑暗的伴侣,高估了爱的力量,低估了石头、黑暗与“洪水”的力量。最终,搬石头的手失败了,石头胜利了。点灯的手失败了,黑暗胜利了。方舟失败了,洪水胜利了。石头带着它的战利品,沉入水中,沉入终极沉默。
持续二十年、时断时续的书信,与其说是情书,不如说是一册关于“受害者之爱”的精神病案。在这份自我记录的病案中,甜蜜是短暂的,苦涩漫长。希望是短暂的,恐惧漫长。相互陪伴与慰藉是短暂的,孤独漫长。吞噬策兰的,是一种极度需要爱,又无法走出自身去爱,甚至无法承受爱的“受害者绝症”。在这种疾病面前,再全神贯注、再慷慨无私的爱,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单独完成拯救。“受害者”无法爱。重病者无法爱。一个人也无法通过爱来拯救一个放弃自救的人,无论这种爱有多么伟大。
以无私的爱和积极行动去爱一个病人的巴赫曼,是一个具有非凡心灵的女性。22岁刚认识策兰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爱情。她快乐地写信告诉父母,“那位超现实主义保罗·策兰……他极具魅力,却对我产生了热恋。……我的房间现在成了罂粟花地,因为他喜欢把这种鲜花送给我。”在一片罗曼蒂克情调中,爱情轻松地开始了,年轻姑娘沉醉于陌生的花朵与诗歌,欣然接受了策兰献诗中的“异乡女人”角色——“你应以最美的东西装扮依偎着你的异乡女人。”(《在埃及》) 然而,一个希望在爱中确认真实自我存在的女性,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头顶水罐而语言不通的“异乡女人”。在“科隆,王宫街”的激情巅峰之后,在分离“让我和你待一个想象的片刻”之后,是必不可少的揣测、怀疑、误解与伤害,伴随着艰难的修复与自我修复。在二人关系中,策兰永远是提问者,总是突然提出某个严峻的问题,并要求用加急电报立即作答;巴赫曼则是耐心回答问题、积极解决问题的人。而在最终那封没有寄出的长信中,这位答问天使,终于变成了提问的人:“我也自己问自己,对于你来说,我是谁,在这么多年之后?一个幻象,还是一个不再是幻象的真实存在?”这是不安的女性自我的声音,而不是“异乡女人”的催眠曲。
“对于你来说,我是谁,在这么多年之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策兰的妻子吉赛尔。在策兰向她坦白与巴赫曼的恋情之后,吉赛尔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谴责,而是阅读巴赫曼,在阅读中理解。她给巴赫曼写信:“今天晚上我第一次读您的诗歌,很长时间。它们令我震撼。我通过它们对您有了很多的理解,我为自己在保罗回到您身边时产生的反应而感到羞愧。……我理解了,您在过去的六年中经受了多少痛苦。”在策兰的精神疾病反复发作的八年中,吉赛尔一直陪伴着他。策兰跳河自杀后,她写信告知巴赫曼:“他自己选择了孤独而无名的死亡。”之后,她们成了互相温暖与慰藉的朋友,直到三年后巴赫曼死于火灾。
何处有一个燃烧的词,为我俩作证?
——保罗·策兰《我认得你》
注: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芮虎、王家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所引诗歌均出自《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