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从那里钻出来

——影响力中国网《中国女诗人专辑》问卷

可否简要地评价你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早期(90年代)，以《凌晨五点的火焰》、《父亲》、《运动员》为代表，从基本生命经验开始，将 “熟悉事物”陌生化，乃至怪诞化。将现实变成童话中的一幕，用童话语法来改写现实语法，产生了黑色童话。

 2000－2005年，《蘑菇》、《保钓运动》、《为太子正名》、《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法律的羊毛披肩》等短诗。正面凝视当代现实与人的存在境遇，将一个时代内部个体的小经验，放在大时代更替中整体的大经验这块巨石上，进行考古式“拓片”。让现时代的基本词汇，与不同时代积淀下来的基本词汇联姻。将民间日常的、关键时刻溜到嘴边的俗语，与当代人苦涩、尖刻、诙谐的“怪话”，输入到诗歌语言的氧气瓶里。

 近年（2006年至今），主要有《伴侣》、《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炸弹漫游》、《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欢爱时闭上的眼睛》、《坐着》。开始在更广大的时空里漫游，触角伸向更多尚未形成语言的东西：当代世界中人的复杂境遇与精神现象，以及与人的存在交织在一起，我们却“看不见”的其他事物的存在。

你如何看待当今所谓的“女性写作处境”？

 人的处境总体不佳，女性处境能好到哪儿去呢？在当今世界，“人”可能已不再居于世界意义的中心，居于中心的，是块头更大的“集体”机器的意志（国家、权力、市场、货币、生产机器）。麻烦的是，写作这种古老的行当，永远梦想着将人锁定在意义的中心。如果人被从中心位置驱逐了，写作的目的就是让它重返意义的中心——哪怕只是在写作（阅读）的短暂时刻实现了“重返”。在让人重返意义中心的文学劳作中，女性写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女性总是更乐意与“人”的本源呆在一起，总是对“人”的敌对力量更警惕。

具有明确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是作为80年代反抗文化整体中的一支而登场的，发展至今，当下的生存境况却不容乐观，有些方面甚至在恶化、倒退。90年代至今，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机械唯物主义”强力的挤压下，女性写作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一样，有美梦和奇遇，也有噩梦。80年代的老问题还没解决，又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除了宏观的政治、社会问题，还有微观权力的影响。从一段时期以来文学和文化的表现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些新的问题、新的“性别麻烦”，女性写作者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宏观权力显而易见，而微观权力却更容易被忽视，因为它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隐形话语机制在发挥作用，也更难以摆脱。宏观和微观权力交织在一起，加上宏观权力还常常改头换面以微观权力的形式出现，使得女性写作的境遇变得更复杂。

如今，在女权主义运动最早取得社会成果的那些国家，性别问题主要是作为文化问题而存在。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女性问题同时作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而存在。对于写作者来说，它首先意味着一个语言问题。“当妇女提问时”，她们首先要用自己的语言提问，而不是用被给定的语言嘀咕。

你如何理解诗歌表达与你的个人生活的关系？

   个人生活并不渺小，它是孕育诗歌的恐龙蛋。我们只能从那里钻出来。

哪些外国女性诗人对你的写作有何重要影响？

不同的生命时期和写作时期，会受到不同“同类”的影响，有的短暂，有的持久。

有持久、深入影响的，是以下这两位。

现代，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和散文。她不是写作诗歌的“女诗人”，却是20世纪最具诗性智慧的女性写作者，是现代世界中女性语言创造力的典范，昭示了女性语言的能量与巨大潜力。她的思维和语言，是感觉与智性两股清泉的交汇处溅起的浪花。对我来说，最具启示性的，是她对未被触及过的人性幽深之处的感应与洞察，像捕蝴蝶一样对转瞬即逝的事物、心绪、念头、幻觉的捕捉。从难以形成语言（或来不及形成语言）之处创造语言，对于身处现代“非诗”世界的女性写作来说，至关重要。

当代，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由于境遇与经验的相似，波兰与东欧的当代写作，就像是另一个“我”在隔壁发出的声音。在经历了种种现代灾难、乌托邦幻灭的世界，人总是感到自身的失败与渺小，而那些貌似强大的、胜利的事物，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暴力与谎言机制，不但在摧毁集体的语言根基，也在扼杀个人语言的种子。词语如何从现实法则的牢笼中飞出，真正进入世界这个“无限广阔的剧场”，用同样广阔神奇的人类心灵世界，对它作出回应？这位诗人的回答是：以“永远惊奇”作为诗的使命，因为“理所当然”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她略带自嘲地将写作比喻为“一只凡人之手的报复”，她的诗歌让我们看到，这种“报复”，不是在世界的混乱之上增加语言的混乱，而是语言对于混乱和受损的精神世界的修复。修复的方式是“与石头交谈”，词语像大气一样，渗入沉默之物的肌理和缝隙中，悄悄打开“没门”的事物的门。此时，词语才真正成了一种自然现象，成了世界的基本元素。她留给我们的遗言是：对于诗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普通”和“一般”的，诗人总是会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的。这可能是20世纪以来现代诗人所留下的最乐观、最有益的遗言了。在我看来，这也是对于古老的先知遗言的补充。先知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诗人却补充说：是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太阳底下永远有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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