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城市欲望叙事的双重语调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价值迅速失去了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的主导性地位，让位于新兴的、陌生的市场社会，以及市场社会的组织中心――城市。生存背景和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使得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中国文学根深蒂固的乡土抒情话语传统迅速失去了现实土壤，乡土文学在当代的使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它更多地是作为对乡土世界和中国历史的一种记忆形式而存在，在充满矛盾的现代性经验的内部，扮演了反抗现代性的角色 [1] 。而对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经验的正面表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性任务，探索表达这种新时代经验的艺术形式，则成为文学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在中国，新兴的市场社会呈现出分裂的面貌。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准备不足，尚未形成一个建立在自由市场和公共理性基础之上的 “公民社会”；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生产－消费体系的裹挟下，中国的市场社会又具备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特征：物质欲望和消费成了支配性的力量，商品拜物教与人的商品化结伴出现。在城市，各种商业娱乐空间以及市民私人生活空间的兴起，使得人的感官经验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同时，人与城市的关系，以及人对城市的感知方式，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作为“古都”的北京，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东方城市的典范、官僚城市的代表 [2] ，在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以前，它一直是以乡土型城市、封闭时空体的形式存在。90年代以来，在构建全球化大都市的目标下，北京迅速发展成为“全球20个最大的巨型城市” [3] 。一个在文化意义上已“完成”的城市，在新的历史时间里开始获得不确定性，重新变成了一个“未完成”的时空体；人与城市经验的关系，也相应地具有不确定、“未完成”的特点。这也决定了以北京为空间背景的现实城市经验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

当代小说面向“未完成”的同时代人，讲述同时代人“未完成”的现实经验，必然具有双重语调――肯定与否定，赞美与诅咒，绝望与希望。

身份经验（寻找、确立或改变身份）是城市经验的重要基础，对于北京这座身份城市来说，尤其如此。传统“官僚城市”的权力等级关系，加上现代市场条件下所形成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新的身份序列，使得北京的身份等级关系与人的城市生活经验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当代北京作家的小说中，对身份经验的表现，也成为叙事和社会批判的重要内容。这些小说所表达的身份经验，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底层市民的生活经验，外来打工农民的生存经验，外省来的青年文人的边缘经验，以及小资产阶级和新兴中产阶层的城市经验与身份想像。

表现当代城市底层经验的代表性作家，是刘恒与刘震云。在他们的小说中，底层人物（底层市民与外来农民）既无法获得城市“主人公”的感觉，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刘恒是80年代末兴起的 “新写实小说”流派 [4] 的主要作家之一，其代表性作品是《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表现人的生存经验的基本层面和原始欲望（食欲与性欲）。其主要作品还有《狼窝》、《黑的雪》、《苍河白日梦》等。在表现中国普通民众生存中的 “匮乏”方面，刘恒的小说可谓独树一帜。以当代北京市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9），表现底层市民家庭的生存状态，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之中卑微琐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用以填补贫乏生活的特殊语言形式——“贫嘴”（废话生产）。在这种言语活动中，语言不是他们的头脑和心灵的分泌物，而是处于匮乏与压抑状态的身体器官（胃与性器）的分泌物。因此，这种 “贫嘴”现象，实质上是一种失语现象，是失语的变异形式。在这里，人的语言活动与对自身真实经验的表达之间出现了分裂和错位，同时，每个人也无法与他人话语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这种无主体、无目的，亦无对话对象的非语言状态的存在，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2007），讲述外来农民工在北京的“传奇”经历，是一部城市遭遇小说。在现实中的中国城市，“刘跃进”们是一种无名的存在，小说题目“我叫刘跃进”，是对无名者之无名状态的一种反讽式题写。小说不是正面表现外来农民在大都市的生存经验和日常生活，而是围绕反常事件来展开：农民工刘跃进钱包被偷，在寻找钱包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充满巧合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并未改变主人公“刘跃进”的本质，他从一系列遭遇之中穿过，依然故我。这些遭遇既不能改变主人公，也不能改变其他人，更不能对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形成冲击。外来农民工、盗窃团伙、妓女、黑社会人物、商人、官员，对金钱的欲望和利益关系将他们串在一起，成了一个由金钱所组织起来的“欲望共同体”。这部小说的叙事逻辑受到“以金钱为中心”的单一逻辑的支配，与制造这种社会现实的外部逻辑保持了高度的同一性，从而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度，也最终排除/抹去了个人在城市留下的独特生命痕迹。

年轻作家李师江的长篇小说《逍遥游》（2007），表现的是从外省来到北京的青年文人的城市边缘经验。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在“传统文人”与等候市场召唤的“文化商品生产者”之间漂浮不定，其心理状态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变幻不定，其话语方式在独白与对话之间不断摇摆。在空间上，边缘经验与城市的边缘地带密切相关，并经常以“出租屋经验”的形式出现。它是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的交接处，是乡村暴力经验与城市经验谈判的地方；对于身兼“文人”与“文艺商品生产者”双重角色的知识者来说，它还是理想主义经验与现代城市实用主义经验的交接处，是自由创造思维与文化商品生产思维的中转站。这种边缘经验虽然带有底层生存经验的特点，但在本质上，它是一种边缘知识分子争取文化话语权的经验，是意识到自己处于文化权力的边缘，并试图从边缘的位置上建构起自己的批判性话语。

在表现小资产阶级、新兴中产阶层的城市经验和城市想像方面，邱华栋的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叙事样式，即大都市市场中的欲望叙事。城市以人的欲望投射物形式在叙事中显现：各种最新的时尚生活信息和瞬间的感官体验，构成了叙事的时间形式；叙事的空间形式，则体现在对大都市各种典型景观和欲望空间的描述上。《手上的星光》、《正午的供词》、《城市中的马群》等小说，以北京为城市背景，讲述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层的城市故事和城市梦。他们试图在现代都市中获取成功、占据一个稳定位置，但好运与坏兆头总是交替出现，使得他们的位置发生摇晃，好不容易与城市建立起来的蜜月关系也出现各种波折。他们对城市，以及自己与城市的关系的感知和评价，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城市中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成功的标准，又总是与各种数字和身份符号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成功”将被题名道姓，成为激励同类和后来者的英雄传奇，但又汇入城市转瞬即逝的信息流；而失败与个人创伤只能独自消化，成为“负面新闻”，并催生新的幻想和补偿方式。带有赌徒性格的市场冒险者成为小说塑造的当代英雄，在邱华栋的小说《玻璃社区》（2007）中，有一位带着资产来到北京，不断进行各种奇特商业实验、不断失败，濒临破产，但始终没有放弃商业梦想的商人，小说叙述者正面阐述了自己对这位人物的高度评价：“我从汽车中远远地瞥见他时内心深处对他油然生出一种敬意，因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生意人，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做梦人，虽然他并不知道亨利·梭罗是谁，但他也许比梭罗还有诗意。”

长篇小说《玻璃社区》展现了北京一个中产社区里各种住户的生活，具有“样板间”叙事的特点。叙述者是一个住在社区里的中产阶层作家，他热衷于对社区里各种人物的生活形态做一种素描式（勾勒轮廓，忽略细节差异）的记录，这些人物灿烂的生活外观与内心的焦虑虚无之间的裂缝，以叙述者“刺探来的秘密”的方式得以呈现，使得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叙述方式都接近于表现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电视剧《绝望主妇》。中国大都市新兴中产阶层的集体形象，也被描述为“绝望主妇”式的形象。然而，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爆发的一次危机事件，却揭示了中国的中产阶层整体性生存基础的脆弱性，从而体现出与美国“绝望主妇”们的私人问题的本质性差异。这是一次中国中产阶层生存现实中的集体性危机：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获得更大建筑空间以赢取更大利润，试图铲除社区里的公共树林，捍卫“业主”权益的居民们与之发生冲突，最终，一位将自己绑在树木上进行抗议的居民，被挖掘机撞倒大树压死。居民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的微小“胜利”，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 [5] 这一关键情节，揭示了中产阶层“玻璃社区”在其生存基础上的脆弱性，使得在“玻璃”意象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叙事，指向“玻璃社区”意象的双重性：一是透明性（中产阶层展示成功生活表象的橱窗），二是脆弱性（在代表“铁”的野蛮力量的推土机面前，其脆弱性暴露无遗）。这部小说一方面对标志性的城市“成功”生活方式展开充满欲望细节的叙述和想像，一方面又表现了对“成功生活”外壳下的人的心理症状的焦虑，同时还传递出对这种生活的社会现实基础的脆弱性的恐惧。

在邱华栋这一代年轻作家的小说中，人对城市本身的兴趣也成为重要表现对象。城市不仅仅是作为人获取生存位置、实现某个目的的中介，同时也作为具有自足性的“物自体”形式向人显现，吸引人去探索它的各种秘密，包括符号层面上的秘密。这是中国当代小说中都市经验表达的一种新形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