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因为过于畅销，终于成了一本难以归类的小说。“纯文学”（如果存在的话）把它当通俗小说，证据是它的广告词，“全球销量超过 100 万册”。通俗小说的读者则怀疑它是“纯文学”，因为它不幸获过龚古尔文学奖。它的血缘难题，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既是母猪，又是女郎，亦此亦彼，非此非彼。

报复读者并非就等于“纯文学”，尊重读者也并非就等于不纯文学。狄更斯在波士顿码头被成千上万人簇拥， 19 世纪的小说家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神话，始终是现代小说作者的心病。20世纪伟大小说的票房奇迹比较罕见，距离较近的，有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的《香水》（ 1984 年出版），全世界发行 1200 万册。《母猪女郎》与《香水》的共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它们都碰巧属于“畅销的好小说”，更在于它们创造现代寓言的能力。

《香水》的神奇在于，它用了一堆通俗小说的腐臭材料（连环杀人故事），就像往臭气熏天的垃圾堆吹了一口仙气，创造出了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同时又是地狱狂欢的投影，尸体的臭气与世间最美妙的香气难分彼此。一个本身无臭无味的人，成了用香气来拯救“垃圾堆”、主宰世界的上帝，最后又被癫狂的群众撕成碎片吃了。《香水》通过非凡的嗅觉书写，展开了新型“造物主”与一个癫狂世界之间复杂关系的寓言。

在揭示“垃圾堆”及卑贱物所引发的迷狂方面，《母猪女郎》的功绩与《香水》有近似之处。

《香水》中的主人公格雷诺耶，出生在 18 世纪的臭气熏天的巴黎，其母是一个从事臭气熏天的职业的人，他出生在臭烘烘的烂鱼堆里。与此相反，《母猪女郎》里的女主人公一开始很香。她到巴黎最时髦的香水店应聘，以鲜美性感的身体获得香水店老板的欢心，成为香水店顾客们的宠物。

“顾客们和我在一起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农夫的习惯，他们什么都没有觉察，过于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快乐。但由于他们新的愿望，按摩床成了城里的干草堆，有人开始吃草，还有的人像猪一样乱嗅，慢慢地他们全都趴下了”。由于置身于“猪”的氛围所感到的饥饿，以及经常用身体示范新款化妆品，她的身体出现了异常：肥胖，红通通，眼睛变小，鼻子变大，身上长毛。一个“非洲隐士”把她带回去玩，在她身上涂了一种软膏，使得她胸前出现肿块，肿块渐渐变成了一排猪乳。她一会儿露出猪形，一会儿又变成人。顾客吓跑了，男友抛弃了她，政客利用她来哗众取宠，警察开始追捕她。她逃回乡下农场的家中，与母亲养的猪混在一起。母亲发现多了一头猪，完全可能知道是她，却试图用高价把她卖给收购商（也就是那个香水店老板），她夺过枪，打死了商人和母亲。

从一个香气扑鼻的世界出发，最后到达一个臭烘烘的猪圈－－《母猪女郎》与《香水》的方向正好相反。相同的是，它们都具有伟大的幻想气质和寓言精神，同样在人类感官经验（乃至身体器官）变乱的边缘，发出了骇人的预言。遗憾的是，相比之下，《母猪女郎》还欠缺直抵深渊以及在深渊中狂欢的想象力和力量，最大的败笔是它软弱无力的结尾：“我之所以朝月亮伸长脖子，那是为了恢复我人体的曲线”。这不是“豹尾”，是虚弱无力的猪尾。恢复人体的曲线，逃回“人”的世界－－忘了猪圈早已成为人的世界一部分，自己就是从那儿逃出来的么？

成为母猪，并非就等同于卑贱。卑贱化不是丧失身份，而是试图搅混身份，搅乱界限，卑贱物是似是而非、混杂不清、鬼鬼祟祟的那种东西。变形是卑贱化的直接体现。在所有的变形中，最卑贱的不是一劳永逸地变成某样低等动物，而是在低等动物与人之间变来变去。这是人的卑贱化，也是猪的卑贱化，是双重的卑贱。所以，母猪女郎比卡夫卡《变形记》里的甲虫更卑贱：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后再也变不回去了，母猪女郎则在母猪与女郎之间不断变形，在两个世界的欲望（食欲与性欲）泥沼之间打滚，搅乱了猪与人的界限，也搅乱了人的世界与猪圈的边界：高等动物欲望天堂的中心（“巴黎中心的香水店”），同时又是一个香气普鼻的猪圈。

卑贱叙事本身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朱利娅·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一书中，揭发了“卑贱”存在的普遍性：“每个超我都有它的卑贱物”。卑贱叙事实质上是对匮乏的确认。这部小说在探索“卑贱”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不够残忍，也就是不够耐心。作者被自己创造的卑贱物吓坏了，急于将其呕吐出来，然后用呕吐物在自我和卑贱物之间划出界限，从而一劳永逸地逃离“卑贱”。这大大削弱了小说的力量。现代小说的力量，就在于以非凡的意志力和耐心，与人类世界可能出现的所有疯狂和污秽共存，又爱又恨、兴致勃勃地生活在垃圾堆，发现垃圾堆的各种秘密，而不是急于移居到一个更干净美好的世界――那是抒情诗、嫦娥与瑜珈音乐的任务。

如何怀着真实感打量“猪圈”（也就是世界和自身的一部分），学会与“猪圈”共存，而不是过早地将“猪圈”视为异物，急于将其呕吐出来，这是一门需要研究的学问，需要猪圈里的先知们继续贡献伟大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