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
――致凯瑟琳
（奥）埃里希·傅立特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但也许
它就像下边说的情形

她从国外归来自豪地
告诉我
“我见过水中老鼠”
夜里我在床上醒来
或者第二天正在工作
她这话都响在耳边
我渴望再次听到
她说同样的话
我渴望再次看到
她重又显露出
跟她当时说这话时
一模一样的神情

我想，这也许就是爱情
或者这是与其极为相似的
某种情感

    波德莱尔之后， “爱情”在诗歌中就成了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饱受嘲弄和侮辱。 古典浪漫主义把爱情当作世俗价值中的女王，现代主义则给爱情泼粪，展示爱情是如何被毁的（爱情本身的异化，爱情作为一种微观权力对人的异化）。

    诗一开始就宣布“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这是对爱情的怀疑和嘲讽，也是对自己的怀疑和嘲讽。这种腔调，我们很熟悉。邓丽君之后的流行歌曲都充斥着这样的腔调，“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罗大佑《恋曲1980》）如今，这是提到爱情时最世故最稳妥的腔调。就像从前对爱情的盲目歌颂成了陈词滥调一样，后来，“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也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如果还有“爱情”的话，保护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停止对它的胡言乱语。诗歌的首要敌人就是陈词滥调，不管是旧的陈词滥调，还是新的陈词滥调。所以， 这首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必须在“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前提下，谈它可能知道的事情。

    爱情的主体性早已破灭，试图下定义（“什么是”）自然是虚妄滑稽的，只能勉强找一种近似物――“但也许/它就像……”爱情变成了漫游太虚环境的宇航员对某个外星球的形状的猜想。这是“祛魅”之后的俗物（爱情），再度神秘化的开始。

    她自豪地说，“我见过水中老鼠”。水中老鼠，与后面的叙事中没有因果关系，可以被替换成任何东西：水中避孕套，海带，泰国人妖，酋长老婆，试管婴儿，怀四胞胎的妇女，街头斗殴……

夜里我在床上醒来
或者第二天正在工作
她这话都响在耳边
   “她”不是一个遥远的情人，不是普希金的《致凯恩》中“昙花一现的幻影，纯洁之美的精灵”。诗的副题中的“凯瑟琳”，是诗人的妻子。既然是致凯瑟琳，叙事中为什么不用“你”，而用“她”呢？只有一种解释：事实上，这首诗是致读者的。它要唤起的，不是凯瑟琳的记忆，而是读者的经验和记忆。

    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时刻：一个人随口讲的一句无意义或意义不明的话，会突然在某一时刻（“床上醒来，或第二天正在工作”，或坐在马桶上），响在耳边。有几种可能：一、这句话对你构成了压力（恐吓的话，伤害的话，命令的话）；二、这句话能缓解你的压力（幽默的话）；三、这句话本身并无意义，只是一种强迫性重复，比如无意识地反复哼一句流行歌词。在这里，这句话（“我见过水中老鼠”）似乎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从下面的诗句我们得知，跟这句话一起复活的，是说话时她的声音和表情。
诗歌和爱情的本性一样，总是喜欢将熟悉的经验陌生化（或发现熟悉的经验中陌生化的一面），变成神秘的经验，或将神秘的经验变成熟悉的经验。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有一首诗《臭鼬》，也是写妻子的。妻子这种乏味的东西，写起诗来，就像写政治一样，是难度系数最高的。我以为，在有限的写妻子的诗中，希尼的这首《臭鼬》是最令人难忘的。

直立，黝黑，裹着条纹和花缎如葬礼上的
无袖长袍，鼬鼠的尾巴
炫耀鼬鼠。夜复一夜
我像客人一样期待她。

冰箱把嗡嗡声传入寂静。
我台灯暗淡下去的光波及到阳台。
小小的橙若隐若现于橙树上。
我开始紧张如窥视狂。

十一年之后我再次在整理
情书，启开“妻子”这个词
像一个陈年酒桶，仿佛它那纤细的元音
转化成了加利福尼亚黑夜的泥土

和空气。桉树那股美丽而
无用的浓烈味道说明你不在。
一口酒的后果就像要
把你呛得跌下冷枕头。

而她在那里，那只专注、有魅力、
普遍、诡秘的鼬鼠，
神话化了，非神话化了，
嗅着我五英尺以外的纸板。

昨夜一切又历历在目，就寝时
又想起你那些衣物的煤烟味，
看见你低着头，翘着尾巴在床底抽屉
寻找那件突出跳水身材的黑色睡服。

夜晚睡觉前，妻子翘着屁股在床底抽屉找衣服，突然变成了一只臭鼬的形象，诗人则在窥视（“紧张如窥视狂”）。将熟悉的人变成神秘的人，将熟悉的经验陌生化，我想，这也许就是爱情（诗歌），或者这是与其极为相似的某种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