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到武夷山旅游问茶的朋友，过大坑口，入九龙窠谷底朝圣“大红袍”母树时，无不对半壁上的“大红袍”三个红色大字印象深刻。然此三字并无落款。它们是何人何时所题，又是何人何时所刻，一直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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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今年计划和“大红袍之父”陈德华先生合作出版《图说大红袍》一书（先广告一下http://www/uc/myshow/blog/misc/gif/E___6724EN00SIGG.gif）。这个问题是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绕过的问题,如是，特作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1921年铅印本《蒋叔南游记》（第一册）所收《武夷山游记》一文记载：戊午（1918）年三月初三日，蒋叔南与浙江道人童理贯、赵理苗及蒲城人达献南、黄仰宗，在武夷山天心永乐寺僧知白、清远的导引下游览九龙窠时，曾见到九龙窠谷底龙头岩下的大红袍茶树（正、副各一棵）。但在蒋叔南的游记中，作者并未提及“大红袍”三字的石刻。

1940年农历九月廿九日，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慰劳祖国各界抗战人士时，在时任崇安县县长刘超然的陪同下，游览武夷山九龙窠，见到九龙窠上之大红袍茶树。陈嘉庚先生所著之《南侨回忆录》也未提及“大红袍”三字的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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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由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研究室编印的《武彝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林馥泉著）一书的末尾有附录之“大红袍记”，提及九龙窠正、副大红袍茶树及九龙窠半壁之茶树，亦无关于“大红袍”三字石刻。

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武夷山摩崖石刻》（武夷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2007年4月）一书中，对九龙窠“大红袍”石刻是这样注释的：吴石仙题刻，民国时期镌刻于九龙窠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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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石仙何许人也？

1941年出版的《崇安县新志》记载：吴石仙，江苏人，民国三十年任（县长）。

近年出版的《武夷山志》中的“民国时期历任县长表”，崇安县民国倒数第3任县长吴石仙任期为（1941-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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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仙在任时在武夷山留下数处石刻，下图即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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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九龙窠“大红袍”石刻的问题，陈德华先生于2007年4月20日、2011年7月26日先后两次访问了1926年9月出生于江西，15岁即在武夷山从事茶叶生产加工的苏炳溪先生（武夷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之年龄最大者）；本博与陈德华先生又于2012年1月15日下午、16日下午，分别访问了苏炳溪（今年86岁）、叶寿赵（今年91岁，1941-1943年在武夷山天心寺担任大红袍焙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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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0日，陈德华先生与原武夷山市茶叶局局长严孟荣访问苏炳溪先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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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6日，陈德华先生访问苏炳溪先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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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下午，陈德华先生与武夷茶隐阿弘访问苏炳溪先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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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6日下午，陈德华先生与武夷茶隐阿弘访问叶寿赵先生的记录。

苏炳溪先生2007年4月20日回忆，“大红袍”三字为石匠黄华友于1945年所刻，报酬是30方大米（毎方13.5斤）；2011年7月回忆是石匠黄华友于1945年所刻；2012年1月15日回忆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所刻。

叶寿赵先生2012年1月16日回忆：我1941-1943年在天心寺焙茶，“大红袍”三字大约在我离开天心寺一年后打刻，当时我在天心挖茶园。搭步台阶在刻字前的4、5年前就已经打了。搭步台阶与“大红袍”三字均为石匠黄华友所刻。刻字的报酬为3方大米。

综合前引文献及苏炳溪、叶寿赵两位老茶人的回忆，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武夷山市九龙窠北壁半崖的“大红袍”石刻，字为时任县长吴石仙任内（1941-1944）所题，由1938年开始先后在武夷山宝国岩、马头岩等茶山做包头的石匠黄华友于1944或1945年刻镌；“大红袍”石刻左侧的搭步台阶，亦由黄华友于1940-1941年凿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国时期，九龙窠“大红袍”属于天心永乐禅寺庙产。石匠黄华友凿刻“大红袍”石刻及其左侧的搭步台阶的报酬，均由天心庙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