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什么? 近几年，“ 拜房教”大行其道，千千万万狂热的中国教徒们又有多少能沉下心境，思索之。地段的优劣，户型的大小，建筑的长相，决定着房子的价格和主人的面子，可问题是教徒们的消费力老是追不上购买欲。因为，这两年的中国楼市也存在着与IT业相似的“摩尔定律”：产品和价格18月左右升级一次——它如冥冥中的赶鸭人，驱赶着无数动作笨拙的“房奴”们狂奔在干涸的河床上。

小的时候，我常常爬上阁楼，拿出藏在上面的心爱的一罐玻璃球，或取下挂在墙上的弹弓，有时只是从窗台探出头向外神气地张望，总也惹得小脚的奶奶顿足斥责我的淘气。那是一座北方青砖红瓦的门楼，在七十年代末村子里的门楼多还是泥墙草檐的背景里，多少点鹤立鸡群的味道。拥有那小小的一个阁楼，我曾经是那么“幸福”——虽然那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酸词。大学毕业后，去深圳混饭吃。晚上常常被惊醒，“小强”们噌噌飞驰过凉席，偶尔其巡逻路线会横越我的肢体；有时是另外一个原因，一板之隔的那对小夫妻夜事动作过大。泥岗村的二房东们真是精明，把一套房隔成许多小间租给打工仔，这一招如今在上海也流行了起来。那时的我沉浸在工作的热情中，从来没因蟑螂过多和隔音不佳而嫌弃过那半间“廉租房”。

对于生命个体来说，任何时候都需要房子遮风避雨，但在物质上它只是冷冰冰的建筑物。只有跟特定的人生际遇相结合，房子才能成为生活的容器、精神的庇护所，跟“家”发生关系。你幸福吗？今年过年的那段时间，很多媒体都在炒作各类幸福指数，这也从反面倒射出“幸福”正成当前中国社会的稀缺品。最早把幸福学导入国内的 奚恺元教授，在其《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中指出，与城市居民幸福度关联度最高的是房产，其次是工作。

“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这是韩少功新作《山居心情》中的语句。作家韩少功自2000年开始，每年都要回到他曾插过队的湖南汨罗县过段耕读生活，还特意在那里买了块地，建了一所乡俗化的房子。说实话，文中描述的场景足以让我艳羡得直流口水，我常痴想如果能够在城市生活三年、乡村生活二年，如此轮转该有多美。

有所赏月房子，韩少功是幸福的。同样幸福的，还有1000多年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陶渊明，还有太平洋那边在瓦登湖畔生活了两年多的美国人梭罗，还有曾经靠三间大瓦房就能讨个好媳妇的庄稼汉，还有石库门里邻里情深的“阿拉上海宁”，还有四合院里夏夜神侃的老北京，还有高院旁边廉价出租屋中的学生情侣。但是，单套面积1200平米、一平米15万元的上海汤臣一品中，却不一定会有幸福的故事上演。

如果说房子是容器，那么它的大小无法决定填充幸福的多少。幸福象花儿一样，不择门弟地绽放，不随人愿地凋零。大学时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前些时因老婆红杏出墙傍上一款而离婚了，如今独守着两个人省吃俭用七八年买下的三室二厅，一周也难得拖次地板。还有一同事做得更干脆，没能熬过“七年之庠”，索性把当初夫妻一起凑钱买的房子卖了，各分几十万，各走各的路。“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当陆游再次和唐婉相遇于沈园时，这座私宅便因人因情而得以名传后世。

和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社会相比，后工业时代建筑科技的巨大进步，并没有相应地为住房子的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搬进市中心的公寓不到五年，老婆却开始时常念叨着何时能住上郊区别墅，早已忘了初来上海时租来的房子还要和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窘境。而大学才毕业的后生仔们开始习惯攀比着谁先买房子，完全不在乎媒体叫他们“啃老族”。

世界上最懂居住之道的动物或许不是自诩聪明的人类，而是带着房子出生的蜗牛，它是如此痴情于自己惟一的那套房子，贴身厮磨，终生不换且。而人类，却要执拗地一辈子都在想着换更大的、更华丽的房子，从不知道反思，愚昧呀愚昧。偶尔的一次反思，就取得了明显的思想进步：中国的城里人，你们中的70%以上，只能买90平方米以内的小房子。上帝一思考，百姓就发笑。开发商——乖，别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