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孟子·离娄下》篇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在《孟子·告子上》孟子更是以心和耳目区分了大人与小人：

    公都子问曰：“均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均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张横渠区分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源自于孟子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大人能存其心，让耳目之官的小体从属于心之官的“思”，即“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而小人停留在耳目之官的见闻上，并“以见闻梏其心”，所以“放其心而不知求”。对于“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朱子是这样解释的：

    “官之为言司也。耳司听，目司视，各有所职而不能思，是以蔽于外物。既不能思而蔽于外物，则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于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难矣。”

    孟子只是说耳目之官“蔽于物”，而朱子认为耳目既然蔽于物，那么耳目也是作为一物，所谓“物交物”，即外物与耳目相交接而产生了视听。焦循把“物交物”也解释为“外来之利欲交于耳目之视听”。既然把耳目也当作一物，那么“引之而已矣”，是指外界利欲之事引诱视听而驰于外，使精神不能内守，即“引之而去不难矣”。

    阳明子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所谓“物交物”决不是目作为一物与外物相交。既然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事物不能独立自存，那么我们看一个物体也不仅是眼睛与所视对象之间的直接作用。所谓物体发出光子进入眼睛触发视神经产生视觉，与古代人们认为眼睛伸出无数“触角”接触到事物而产生视觉一样，都只能当作故事听一听。离开了所视对象与其背景物质的交互作用，我们是看不见它的，形象一定是在一定物质背景中得以展现，而虚空中的一个独立存在的物体也不能够被看见。孟子说的“物交物”，正是所视对象与其物质背景的内在联系和交互作用，这种联系是客观的，是对象自身的“呈现”。而眼睛对它所产生的视觉则又具有一定的“内在性”，所谓“引之而已矣”。感官虽然不像心之官的“思”那样能“知”物、“化”物，但也是以较低的层次同化外物，所以“引之而已矣”不是外界事物引诱视听，而是感官对“物交物”产生作用而使之内化和条理化。

    既然所谓“引”是感官“引”物，而不是物引诱感官，为什么孟子还说耳目之官“蔽于物”呢？所谓“蔽于物”是相对于“思则得之”的心之官而言的。心之官的思是“与物无对”：“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而感官活动是“求在外者也”，是“与物有对”。有了物我的对立，也就有了物与其背景物质的对立，这样的认识活动具有不可克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思”是德性之知，是“与物无对”的，但“与物无对”并不是外物不存在，否则，所谓“思”也是虚而不实，是顽空和断灭见。当物我混融时，万物之间也是相互融通而为一整体，所以“与物无对”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不分内外，也没有物与物的界限。《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这个“物”即是整体性的存在，是“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大哉圣人之道…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博厚，所以载物也”以及“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个“物”即是人以至德“凝”至道，是心物合一的，它们不同于《大学》“格物”的“物”。

    所以，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闻见之知，都离不开“物”，只是“物”呈现的层次性不同。佛教唯识论主张万法唯识所造，着眼于物我之间的纵向作用，中观的缘起论局限于事物之间的横向联系，其实纵向的无限作用与横向的无尽缘起是可以打通的，它们本不可分割。如果心之官的“思”不同时表现为“至道”的“凝”，就是虽“诚”也“无物”，这样的心是虚幻的；如果事物之间的无尽缘起不“归其有极，会其有极”，那么缘起本身正如赫拉克立特那团不断燃烧又熄灭的火焰，是虚幻的运动，而不是“生生之谓易”的“易”，因为只有“为物不二”，才能“生物不测”。要把运动本身当作“实体”和“主体”，如黑格尔所说：“现象是生成和毁灭的运动，但生成毁灭的运动自身并不生成毁灭，它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并构成着现实和真理的生命运动”。同样，也要把“作用”本身当作“实体”，唯一“现实”的是物我之间的作用，成己的“仁”与成物的“知”统一于“诚者自成也”的“诚”。常态的意识沿着这个作用向外延伸，把“作用”外化为固定的“作用者”，这是执著于相；然而如果沿着这个作用向内延伸，认为万法唯“识”所造，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而不是万物皆“源”于我。阳明子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 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易传》云“显诸仁，藏诸用”，“藏”字吃紧，不是藏之于体，而是藏之于用，所谓即用即体。

    朱子在“此天之所与我者”前面断句，认为“此”是指耳目和心，“此三者，皆天之所以与我者，而心为大”。船山说：“所以知天之所与我者，专为心言，而非耳目之所得共者”。因为只有心之官的“思”，才是“诚者，天之道也”，所谓“天之所与我者”即是指“思”不受外界条件限制，也不会“蔽于物”，而是“求在我者也”，所以应该在“此天之所与我者”后面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