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独对颜子青睐有加：“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还曾当着子路的面夸奖颜回而引起子路的不悦。“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当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则丝毫不给面子：“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除了颜子以外，其他弟子都还算不上好学，这既是对颜子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其他弟子的一种鞭策。

     在《论语·先进》，孔子发出这样的感慨：“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朱子对这句是这样解释的：“‘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问而有以相长也。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通，无所疑问，故夫子云然。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朱子道出了其中的一面，但对于孔子为什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孔子感叹“莫我知也夫！”子贡问：“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还说：“吾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如果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以及“欲居九夷”，是对当政者的失望，“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那么孔子说“莫我知也夫”以及“吾欲无言”则多少包含着对自己众多学生的一些失望，既然“道”不能行于当世，惟有通过自己的学生把“道”传承下去。“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人之道是“待其人而后行”。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然而“道可受不可传”，大道难言，孔子对学生也只能是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其实孔子教育学生，不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吗？所以连子贡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最后以至于众多弟子怀疑孔子在教授时是否有所保留，陈亢甚至问伯鱼“子亦有异闻乎”？孔子察觉到学生的想法后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老师在学生面前称自己的名字，这已经是很严厉的口气了。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对于“难与言”的互乡之童子，孔子都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难道他不愿意弟子都成材吗？孔子也决不是不愿谈“性与天道”，只是弟子的层次还达不上，说了不但不能接受，反而会有流弊。所以《论语》中记载的大都是孔子与学生关于做人、为政、修身等方面的一些问答。孔子不谈高深的理论，偶尔说了一句“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也没有引起学生的主意，这句《论语》中竟然没有，而是因孟子的记载才得以流传下来的。这说明孔子不经意间谈及“性与天道”，也没有给弟子们留下多少印象。

     修道不同于知识和技艺的学习，因为“道”超越概念和形象，只能通过内心的体悟才能把握。孔子曾分别对子贡和曾子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然而《中庸》只说忠恕“违道不远”，还不是“一以贯之”之道，看来对曾子的回答并不满意。孔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道”是一以贯之，是“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自然有个“裁成辅相”，能够“执中而有权”，所谓圣人知“几”，能够“见几而作”。阳虎叛乱时召孔子不往，而佛刖和公山弗扰叛乱时，“子欲往，子路不说”，这真是“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只得对子路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在孔子见南子前，孔子甚至要跟子路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惟有颜子才理解孔子，能与孔子以心印心，“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可见”，孔子也对颜子寄予了厚望。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正如朱子所言，颜子对于孔子之言，能默识心通，无所疑问，孔子当然是“深喜之”。但另一方面，圣人之道也因人而显，颜子“能默识心通”，这只是他个人的修行，孔子还希望通过他的问难，把“道”发挥得更加精微。在《传习录》下卷阳明子对此做出了解释：

    问：“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圣人果以相助望门弟子否”？

    先生曰：“也是实话。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圣人寂然不动，空空如也，有人问难，才感而遂通，所以法无定法，因人而显，触“机”而显。例如对于颜子、仲弓、司马牛、子张问“仁”，孔子都随“机”分别做出不同的回答。提问者自身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圣人说“法”的层次。此外，圣人还要为后世立言、立教，圣人之言教垂范后世，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但“道”也只有形诸文字才能流传下来，所以孔子更希望通过颜子的问难而形诸文字，助他把儒家之教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