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章，孟子说：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农家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孟子批判了农家的学说，强调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于“率天下而路也”，朱子说：“路，谓奔走道路，无时休息也”。这句话通常解释为：让天下人整日劳顿、疲于奔命。这样解释也勉强可以说通，因为没有了社会分工，每个人的生活所需都要自己制备，显然会整日疲于奔命。

    而在《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中阳明子在谈到《孟子·尽心上》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时引用了孟子这句话：

    “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贰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

    这里的“率天下而路也”是“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的意思。古人通常把“义”比作“路”，如《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而“义”又通“宜”，如《中庸》说“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茫然莫知所措”，即心不能得其“宜”，也就做不到“时措之宜也”，这正如在行走时找不到路时的茫然，好像四处都是路。正是因为“路”与“义”相通，所以《孟子》这章的“率天下而路也”应与下文的“天下之通义也”结合起来解读。“天下”不是指天下之人，“路”也不是在路上疲于奔命的意思，所谓“率天下而路”即四处都是“路”，其实就是无路可走，比喻天下无“义”和“理”，没有了规矩和秩序。“率天下而路也”正是“天下之通义也”的对立面。

    社会作为有机整体正如一个生命体一样，有其内在的条理节文，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既有长幼尊卑的区别，又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每个人各安其位、各负其责，才能互通有无，保持经济的稳定运行以及社会的和谐。不建立在差别基础上的所谓大同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对于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和“尚同”是大本已失，因而遭到孟子的批判。而农家的许行比墨家更进一步，把“尚同”的观念推广到经济生产领域，所谓不分贵贱人人都要亲自从事农业生产，认为这才是神农之道。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社会生产也是如此，如果每个人的生产劳动也是“比而同之”，“必自为而后用之”，那么就不存在互通有无，这是“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作为整体的社会也就解体了，成了单个人的集合。孟子认为按照农家的主张治理天下，天下就没有秩序可言，所以称其为“率天下而路也”。   

    《尚书·洪范》在“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之后还有关键的一句：“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这个皇极的“极”也即“允执其中”的“中”，或“生生之谓易”的“易”。《易传》：“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无偏无陂”“无偏无党”决不是墨家或农家那种抽象的平均主义，而是要立一个“极”，表现为“天地位”、“乾坤成列”。“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后有了“物之不齐”。这个大中至正的“极”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的社会性，体现为人类社会长幼尊卑的秩序和社会分工的不同。有了“天地位”的“中”，才有“万物育”的“和”，同样，只有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责，才有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发展。

    差别和同一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端，变和不变是相互依存的。一个事物只有它当下是什么，有这样一个确定性，我们才能谈它改变了什么，所以事物在运动过程中也必然“静止”着。如果事物像赫拉特里特所说的那样一直迁流不息，那么事物本身即是虚幻的，事物的迁流本身也无意义。如果每个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那么相互交换产品还有什么意义呢，经济活动也就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依存的“大本”也就被取消了。“率天下而路也”正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极”，取消了人的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