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上到太宰治——答《南方都市报》问

1、之前您的讲座多是单人“独唱”，这次有了对谈嘉宾，主题是“村上文学35年与林译村上25年”，尤其这次会同有旅日经历的作家陈希我一起来做这个讲座，您会有哪些期待？这次讲座会带来哪些不同的内容？听闻将会谈到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20多年流传史，可以先大概介绍一些吗？

——是啊，以前我总是“独唱”。可能跟性喜孤独的关系，从小我就喜欢一个人玩，长大也不喜欢与人配合的活计，习惯独往独来。这么着，讲座几乎都是一个人信口开河。这次之所以和陈希我老师一起“玩”，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是我觉得陈老师也好像是个独往独来的人。例如针对中国作家以致中国文化急于嬴得西方青睐的“焦虑症”，他在《社会科学报》上撰文质疑：西方就是世界吗？说得好，“接轨”固然要紧，但更要紧的是要自我把持住，要有独往独来的自信和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同陈老师对谈是满怀期待的。至于我要讲村上在中国的“流传史”，简单说来，其路径大约是这样的：“涉黄”作家→“小资”作家→文人作家→知识分子作家。

2、陈希我曾说，上世纪90年代，他最早读的是村上的的短篇小说，《再袭面包店》、《烧仓房》、《背带短裤》、《飞机》、《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人们》，非常喜欢。至今他仍然认为这些是村上最好的小说。您自己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您认同吗？

——认同。尤其《再袭面包店》和《背带短裤》，堪称村上短篇中的经典之作。二者都把个人主体性、把人生置于正常与荒谬、成效与徒劳之间，含有村上文学的“胎动”因素。不过作为我，最欣赏的是《背带短裤》中这样几句话：“诚然，人生的某一部分受制于命运。命运或许如斑斑驳驳的阴影染暗我们的人生地表。纵然如此，如果其中仍有意志存在——仍有足以跑20公里或游30公里的顽强意志存在，我想大多数风波都可以用临时爬梯来解决。”

3、村上文学35年，您也说村上的创作巅峰已经过了，但是他仍然始终与那个文学界大奖擦肩。你对于他未来的作品是否还会保有多少的期待？

——村上的巅峰之作我以为是二十年前的《奇鸟行状录》。巅峰虽已过去，但影响并未过去。在这个图像时代、多媒体时代，村上仍在顽强地证明着文字的魅力，证明着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无可替代性，把人们拉到文学阅读上来——影响和贡献绝对非同一般。因此诺贝尔文学奖不给他是有失公正性的。而若真给了他，又可能失去另一种公正性。你想，村上作为一个作家得到的东西已足够多了：声望、影响、其他各种奖项、作品销量，至于银两就更不消说了，多得数不胜数。如果再把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扣在他头上，岂不太不公正了？别人还活不活了？

4、您翻译的太宰治《斜阳人的失格》在今年出版了。翻译完成后，您会怎样去评价太宰治这样的一位作家呢？有哪些新的不同认识？在翻译他的作品《人的失格》时，您曾说炎炎夏日也觉得寒气袭人。以致时而放下译笔，出门漫步阳光花草让自己“回来”。他和村上毕竟其实差异是非常大的？

——我不是太宰治研究专家，全面的新的评价谈不上。但一点个人看法总还是有的，那就是别人未必注意的他与村上之间的同与不同。村上曾这样说过：“所谓自然主义小说或者‘私小说’我是读不来的。太宰治读不来，三岛由纪夫也读不来。身体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那样的小说，感觉上好比脚插进号码不合适的鞋。”的确，村上和太宰治的“脚”或“鞋”的号码是很有区别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如果说村上文学意在顺应社会和自我疗伤、自我抚慰、自我提升，那么太宰治则意在反叛社会和自我批判、自我告发、自我堕落。但相同点也并非没有。如二者作品的主题同样涉及疏离于社会主流的边缘人巨大的孤独感甚至自闭心理，同样表明了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战前军国主义体制的批评。太宰治在《人的失格》中借主人公之口说“日本的战争，纯属找死”。

5、太宰治《斜阳人的失格》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个译本了，您为何又打算去译介？是因为对此前译本不太满意吗？不过，包括在书名、内文等多个方面，您的确都都做了不少的修订。最为受人关注的一点就是标题的更改。由“人间失格”改为了“人的失格”。

您也说翻译当介于生熟之间，若以此为例，“生”“熟”应如何去拿捏？

——《人的失格》中译本据说已有十几种之多。关于书名，近年大多照搬日语 “人间失格”，过去有人译为“丧失为人的资格”。就意思的准确性而言，当属后者。前者貌似“忠实”，而语义偏离大矣。这是因为，作为日语的“人间”，语义为“人”或“人们”。不过自不待言，如此译法并非由于译者理解失误，而可能出于对“异化”或形式对应方面的考虑。换言之，前一种译法太“生”，后一种则未免过“熟”。作为后来者的我——幸亏我是后来者——再三抓耳挠腮的结果，最后决定译为“人的失格”。盖因翻译当介于生熟之间也。太生（异化），则意思似是而非；过熟（归化），则有以释代译之嫌。换言之，要在“生”、“熟”之间找出自认为最佳的惟一选项。通过无数个惟一的叠加向百分之百逼近。

6、您现在正在翻译《川端康成与东山魁夷：美的交响世界》，预计什么时候可以翻译完成并出版？两位大师之间留下了200多封往复信件，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美术创作与小说写作等许多领域。

这次的翻译，是否会有一些相较翻译文学作品所不同，翻译难度更大？

——预定明年初出版。翻译难度的确相对大些。你想，人家两位是在谈美，如果我翻译过来的文字都不美，岂不反为不美？好在我以前分别译过两人的主要作品，如川端《雪国》《伊豆舞女》，如东山画文集《白色风景》、《青色风景》《橙色风景》。加之我也喜欢美——大概没有谁不喜欢美吧——所以难度并没有让我望而生畏。

7、川端康成与东山魁夷的交往至今被人乐道，可以说他们在文学与美术上是日本一个时代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表现了那种日本所特有的美的气质。有人说，他们两个的作品都属于典型的日本式审美，常带有一种伤感的成分，都有一种极致忧伤的美。

就您现在的翻译来看，您怎么看待他们两人的作品，他们的一种交响世界？您作为译者，是怎样看待的？

——一般认为，日本在文化上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美学方面。日本人对美的感悟、追求和表达，尤其在民众日常生活层面抵达的境界，堪可用上极致二字。而在文学和绘画领域，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是两座高峰。因此翻译的过程，也是对什么是日本美的体味过程。综合起来，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传统审美意识或“日本美”，一般不追求崇高、雄浑、豪放、恣肆、飘逸和洒脱，而更注重简约、质朴、洗炼、安谧、清淡和优雅。较之西方美的昂扬、凌厉和工致，它显得内敛和朴实；较之中国美的大气、写意和精深，它显得本分与谦和。

    说起来——比如北师大王向远教授就认为——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也在于审美，至少提供了一种琴棋书画梅兰竹菊风花雪月的士大夫情趣。可惜中国当今缺少像川端康成与东山魁夷这样向世界执著地诉说本国传统美的文化人。岂不惜哉！

8、您的名气大多数在与翻译村上的作品，当然您也翻译了非常其他日本作家如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您曾说，自己翻译村上的东西更合适，因为和自己的趣味、感觉是很接近的。

那么翻译其他一些作家是如何避免将这种特别的趣味带入的。有没有一些自己特别警惕的地方？

——好的译笔应如潺潺流水，随物赋形，或为平川或为瀑布或为山或为深渊，形态以地势为转移。作为我，虽不能及，但常怀向往之心。

9、陈希我曾在一次采访中评价您的译本说，忠实于原著的翻译是没有的，除非是瘪脚的翻译；就好像忠实于生活的小说是没有的，除非是蹩脚的小说。翻译就是背叛，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这种背叛。

作为国内村上作品最重要的译者，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评价，您怎么看待？

——据我的理解，陈老师所说的忠实，针对的可能是当下自我标榜忠实的译文。事实上也不难觉察：越是标榜忠实的译者，其译文越是蹩脚。退一步说，即使果真忠实于原文，那也是表层结构或字面的忠实，是伪忠实。而真正好的文学翻译，是追求深层结构的忠实或审美忠实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忠实。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就是背叛这一说法才得以成立。

10、在一次讲座上，有学生问您怎样才能搞好文学翻译。您当时反问对方：“你写日记没有？如果日记都不写，翻译无从谈起。因为翻译实质上是特殊的母语写作，而写日记是最基本的母语写作！”

以此来看，关于如何做好一个翻译，最重要的是问题，是母语本身的写作、再创造过程，而翻译忠实于原文本身并没有前者重要？文学翻译最核心或者说最重要的部分，您觉得是什么？

——信、达、雅，信即忠实，忠实是前提，当然最重要。问题在于，假如一个人连母语写作都不过关，甚至文通字顺都有问题，你能想像他会搞好翻译、会忠实传达原作的审美意韵？以村上春树为例，村上是公认的执著于语言风格的文体大家，而你翻译成的中文却味同嚼蜡毫无美感可言，那么，你的忠实又表现在哪里呢？除非村上原作本来就味同嚼蜡。

11、对于现在的翻译作品，您曾这样说，老一辈翻译家，自幼熟读经史，长成游学海外，可谓学贯中西。而现在的译者，读书量明显减少，因此语言功力和文学悟性都不到位。说到底，一个人如果不能用中文写出像样的文章，基本不可能搞出像样的翻译——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母语写作。

这可以看为是您对于年轻译者的一种担忧吗？

——不光是对年轻译者，也包括不怎么年轻的译者。但愿是杞人忧天。不过容我补充一句，好的、有才气的年轻译者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

12、其实，现在每年您都到各地讲说村上春树，会不会出现一种疲劳感或透支感。我之前参加您在广州的一次讲座。我个人感觉您在谈村上春树时，却是始终都充满动力的。这其实并不容易。您是怎么做到的？或者您的动力在哪？

——坦率地说，较之纯粹解说村上文学，我更是将村上文学作为一种载体诉说自己想要诉说的东西，如对文字之美的向往，对文化家园的守护，对形而下物质世界的超越和对形而上精神境界的追求。校园学者大体可以分两类，一类深挖井，即专注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另一类广开渠，即走出校园直接面对公众，在学术与大众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由于种种原因，后一类人数不多，所以我尝试滥于充数——滥于充数是动力。

13、您在之前采访时说到，不希望老是被罩在一个外国人的光环之下，不是离开翻译就玩不转。您甚至开玩笑说，“别总鹦鹉学舌，偶尔也来个自鸣得意！”

那可以谈谈您现在的写作状态吗？现在还在坚持写散文？觉得现在是否能够达到您所追求的“自鸣得意”？

——不管怎么说，一个老大不小的中国大男人名字总是小一两号跟在外国人名字的后面，久而久之，都肯定不是一件多么让人欢欣鼓舞的事。何况版权也受制于人。所以我开始自己涂涂抹抹——谢天谢地，我居然也能涂涂抹抹——也是由于媒体提供平台的关系，几年下来已经写了近五百篇散文随笔等专栏文章，结集出了四本书，第五本即将由作家出版社付印。不过，哪怕再怎么涂涂抹抹，我最后恐怕也还是要作为翻译家而不是作家被世人记住一段时间。已经印行的文学翻译史著作已经把我列为一节以至一章，但中国文学史将来倘能提到我名字三个字，就足以让我感激涕零了。

14、在《无比芜杂的心绪》中，村上好像提到曾给过您一篇文章，但后来您回到国内并没有发表？具体有这么一件事情吗？

——那是指2001年我请村上为中国读者写的一封公开信解答其作品的主题思想。村上写了，题为“远游的房间”。在那本书中他说不知发表在哪里了，后来我告诉了他。

15、您已经60多岁了，仍在学校任教，并没有退休的打算？翻译和您的教书匠工作，您一点都不看低后者。大学任教有没有对您的翻译生涯带来一些影响？有没有给自己的未来生活和翻译工作有个初步打算、计划？

另外，如果要现在回溯的话，您会把自己看作是是一位勤劳的译者吗？在所谓林译村上的25年，您自己有没有一些遗憾或者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幸亏我在大学任教，有大学教职这个铁饭碗，否则光靠翻译无法维持生计。同时，大学毕竟是学术团体，这促使我在翻译之余必须从事学术研究，必须保证翻译实践的严肃性，否则我无法立足于大学、立足于讲台。是的，我已经年过六十了，还在接受学校延聘，没有退休，即使在这点上，我也够“勤劳”的。勤劳的教书匠，勤劳的翻译匠。上多少课没办法统计，但翻译的书已有研究者统计出来了：超过八十本。回首过去，遗憾当然也是有的。例如我想保持村上文学翻译的完整性，结果未能如愿。恕我重复，人人追求完美，但遗憾如影随形，我们的人生便是在二者的夹缝中悄悄溜走的。借用孔老夫子的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015.8.11，采访者：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