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

 

（在学校教授考核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大体算是搞文学的人，作为倾向性，搞文学的人好像总有点儿不大正经，就我来说，恐怕就有点老不正经了。也是因为今天是王小波去世十五周年忌日，说起考核指标，我不由得想起他生前说的一句话：“指标这东西，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假如有上级下达指标令我每周和老婆做爱三次，我就会把自己阉掉。”这么看来，如今的大学校园之所以缺乏浪漫情调、缺乏诗意和想像力，或者说缺乏做梦的空间和做梦的人——有人说民国教授和共和国教授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前者有趣而后者无趣——我想这未尝不同校园里以考核指标为主的各种指标太多了有关。但既然要考核，就必然有指标。所以不用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取消指标，而在于如何制定指标——制定什么样的指标。

 

 

    关于这点，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有个说法，他说（大意）制定指标的目的，就是要给天才留空间，给中才定规矩。也就是说既不能太空泛大而无当，又不能一刀切统得太死。而要定出这种合适的指标，我想承认差异性、特殊性恐怕就是个前提。尤其我们这样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差异性就更加丰富多彩：有理科与工科的差异性，有理工科和文科的差异性，文科中又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异性。至于教授的差异性就更大了——应该说大学有可能是个人差异性最大的群体——比如有人考虑如何采取与大学成长目标一致的行动，有人热心于为本地经济发展做贡献，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研究和学科建设直接挂钩，有人则大体从个人学术兴趣出发，有人述而不作，有人引而不发，有人七步成诗，有人十年磨一剑，有人愿意拿项目也有这方面的本事，有人宁愿钻牛角尖做冷门研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而我们现在的考核体系、考核指标大体是以项目和论文为中心制定的。虽说文理工科有所区别，但区别不大。

 

    当然不是说项目和论文不重要，它们当然重要，也应该以它们为核心，但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差异性、特殊性。比如同是文科，经济、管理、法学等社会科学和中文外文等人文学等人文科学相比，客观上前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多得多，因而获得项目的可能性就大些。而若就此以同一标准考核，后者势必处于自惭形秽的狼狈境地。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可能会冲击大学文化底蕴的形成、阻碍个体创造性和学术潜力的发挥，挤压大家或杰出人才生成的空间。

 

    所以，考核标准切忌一刀切、简单化。那样或许容易考核，但太容易的东西往往是最需警惕的东西。尤其大学，要有“养士”的恢宏胸襟和远见卓识。但不管怎样，考核指标总是要有的，至于具体怎样制定才好，我从来没有担任过管理职务，不是人事处长，更不是校长，那就不是我所考虑的了，也不具备那样的经验和能力。所以只能作为普通教授信口开河，这也是做普通教授的一大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