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香港MR杂志问：这个世界还存在爱情吗？

1、可以先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为村上当起翻译的？

——差不多是21年前的事了。1988年快结束的时候开始动笔翻译《挪威的森林》，一个寒假全部投了进去。那时我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工作。记得那个冬天格外阴冷，加上书房朝北，自己的心情几乎和书中的主人公同样黯淡。

2、事缘是怎样？

——老前辈李德纯先生（当时他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推荐的。他说我的文字有唯美韵味，适合翻译《挪威的森林》，就把我拉到漓江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面前鼓吹一番。

3、当时村上的知名度高吗？

——在日本已经有知名度了，在中国大陆还几乎无人知晓。

4、还记得第一次见村上是什么情况下？你经常见到他吗？

——2002年10月开始我得到一个在东京大学做特别研究员的机会，那期间第一次见了村上，第二次见面是在去年10月底。一共见了两次。我们都内向，又都忙，加之不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不可能经常见面。

5、第一次见他觉得他为人怎样？

——一没有九十度鞠躬，二没有说“初次见面”。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冷淡，或者不如说超越了热情与冷淡。颇有些像他笔下的主人公，包括谈吐用词，语音语调。中国有句话说“文如其人”，用在他身上也很合适。

6、你跟他合作多少年了？你怎样形容你跟他的关系？

——刚才已经说了，我从1988年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已经21年了。至于是不是“合作”，我说不清楚，因为双方没有为此专门商谈过，更没有明确权利和责任。感觉就好像是茫茫宇宙中在各自轨道上运行的两颗卫星忽然碰在了一起——不是相撞，而是邂逅，姑且相伴而行。

7、你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好译者？

——借用村上的说法，除了语言功力，就是要对所译作品怀有“充满偏见的爱”。换成日常性话语，就是偏爱。在翻译上，偏爱即意味情感世界以至灵魂剖面的对接。

8、不少读者其实都是从你的文字上认识村上的，你觉得作为译者最重要的什么？

——上面的回答也可挪用在这里。简言之，惟一“神”字——精神上“神交”，行文上“神似”，对于读者使之“神游”。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如此而已。

9、每次为村上译文前你会先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因为早做过了。

10、最难忘跟他的事情是哪一件？

——倒是有一件，因为太私人性质了，说出来未必合适，所以不说。抱歉。

11、知道最近你好像不再为他译小说了，事情其实是怎样的？

——对不起，您所说的并不准确。比如关于“跑步”那本书，我译了，村上也当面答应给写序了，只是尚未出版罢了。所以，并不存在我不再翻译村上或不再“合作”的问题。以当下的《1Q84》来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已明确表示如果拿下版权，仍找我翻译。我也已经明确回答OK。

12、假如不能再为他作翻译，你自己的感觉将是怎样？

——我是大学教授、学者，也算是个专栏作家，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和教学、创作活动，而不是专门靠翻译吃饭的人。而且就性格而言，我从不依附于任何组织和个人，当然也不依附于翻译。我现在的问题在于：翻译村上已不纯粹是我个人的事。因为有无数读者喜欢拙译村上。假如我就此止笔，我会觉得对不起我的读者，会有些难受。另外一点叫我不适应的，就是村上文学已不再是当年默默无闻的我为之奔走呼号的文学了，它在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超常规的商业化操作阶段，而我终究是一介书生。

13、多年来，你最喜欢他哪一本书？为什么？

——两本。《舞！舞！舞！》和《奇鸟行状录》。前者可以深入作者的心灵腹地，后者可以感觉他的社会良知。就译笔而言，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14、作者和译者，在翻译前是否需要沟通的？还是你已经非常清楚他？

——我想无需沟通。翻译面对的是文本，而不是作者本人。何况，我已经翻译二十年了——打交道二十年还能不了解对方的文字吗？任何人都不至于那么蠢。

15、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可以比喻为爱情吗？

——请您先回答我：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爱情吗？

16、我曾经看过内地报章的报道，说你可以跟村上的灵魂一起走，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好的文学译作，很多时候产生于两颗质地相近的灵魂之间。我曾经说过，文学翻译好比是灵魂间谍，要能够把原作者的魂儿“偷”出来。即要穿过文字篱笆提取作者的灵魂信息。坦率地说，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多，我以为我大体做到了。读者也认同。不过媒体感兴趣的未必是这个，而可能更是别的什么。

                                                         （采访者：Lap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