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3日，中央电视台第十演播室，录制两场“名人堂”——左起：影评人江小鱼，主持人潮东、我、模特演员于咏琳（北大心理学硕士）

    这是“第十演播室”改版的栏目“名人堂”，我们录制两期,一是关于周星驰，而是关于情景喜剧专题。

    关于周星驰，毫无疑问是香港喜剧类型创作的重要代表，但不是全部。人们往往将周星驰作为全部香港喜剧的标志，显然有所偏颇。

    周星驰喜剧的独特性毫无疑问，以无厘头作为基本标志，让内地人从异怪到接受习惯，港式喜剧不同有内地的特色得到确认。尽管以“大话西游”为标志，周星驰带来的新的喜剧风尚影响一时，但立足于香港小民社会的娱乐文化精神，却是周氏喜剧的基本立足点。庸常哲学的处事和为人的长短处毕露无遗。在《喜剧之王》典型表现其现实处境和顽强挣扎成人的状态，似乎是一种不懈努力出人头地的写照。

    周星驰自然给喜剧带来港式表达的代表性形态，除了无厘头外，小人物的自嘲自虐、夸张无极的形体、俗众容易接受的语言、时不时警句式的凸显，都让他获得极大的拥戴。诸如对于爱情的三个字“我爱你”，再三个字的“一万年”这样夸张而独特的表达，获得千千万万青年人极大满足的夸饰性警语，是他不仅有普罗大众的接受通俗性而且有白领人群的心理快感释放呼应。

    但他的确是产自于香港殖民地小民心理需要的喜剧表达代表，出于冲破大雅之堂的本能要求，其喜剧的娱乐性和嬉笑怒骂的不拘一格，的确具有一种广泛的接受度，产自于凡庸人众的心理激发和智慧表现的独特性，让喜剧具有无障碍的大众满足，却谈不上如何创造性的高端，而不时显示的抗拒高尚的本能智慧也具有生动的感召力，但绝非哲理性的喜剧精神创造。把他作为喜剧的全部显然不是俯就了低端也是看狭隘了喜剧。

    无厘头是他为代表的港式喜剧的典型，自然是南国下层风尚的一种集中体现，周星驰智慧在于无所不用其极的表现，让常态生活不敢逾越的东西瞬间得到释放，而嬉闹的快感无限自由的得到满足。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创造了一种周氏喜剧情境满足快感，就以为喜剧世界就是如此。对于随性和打破禁忌的不经意，是取决于他的成长经历的自然，却不是我们都可以效仿的必然。

    周星驰类型的无厘头在很大程度上是祛魅时代的破解传统、去除规则的必要，却不是可以拔高欣赏的必然，看看将唐伯虎的身性和行为从历史上的放浪形骸变成了俗不可耐的夸张，就明白这样的娱乐创造性和文化变异型之间的得失。不错，《月光宝盒》等让新一代人感受到放纵无忌之后的内心企求的开放，骨子里的卑微得到释放，一种平民期望置身高雅的“理想”独特的表达得以实现，既有排斥传统又有期望追求的合理性在周星弛的电影中居然可以实现，这在以往简直难以想象，反叛的时代更为期望理据十足的现代性认可，让周星弛夸张的得到展示。

    但绝不可以把他当成了时尚的创造和高举的旗帜，实质上，平民理想的张扬借助周星弛喜剧的夸张的极致和无厘头的放荡获得了极大成功。而这成功几乎将他也放大到喜剧就是无聊的随意的表面性的流寇性质上，人们也许看不到背后其实也有悲悯的小人物的卑贱痛楚和难言的自傲不舍情绪。而周星弛和效仿者的差别在平民智慧的出色上，却被忽略了智慧而只看到无厘头的颠覆随意性。实际上 在《唐伯虎点秋香》中，无论是改变历史人物的性状还是行为举止的无限度调侃，表面上是为了喜剧的实现，却造就了漫不经心的对待传统的风习。把帮助鼓励唐伯虎上进的祝枝山矮化成无聊猥琐和欠债累累的混蛋，由此相伴的的唐伯虎让他裸体作画的得意，是小民心态的极为满足的实现，却一再烘染艺术的无聊无耻性。也许是喜剧不应当真，但低端和创造异类奇观的心理，无论如何得失都混在其中。

    周星弛本身是香港喜剧的主要代表，其喜剧别具一格的个人性值得赞赏，但其实他的功名大大得益于内地拥戴，问题在于本应该产生香港地域的精神，却被北上的内地手中无限度的拥戴、捧高乃至于当成无尚景仰的范例则有些奇怪-----时代变化后的自然却遮掩不住文化低走的趋向，这才是研讨需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