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我很想在鲁迅先生的祭辰之际写一点东西。但面对着浩瀚的关于先生的评论文字，我却始终不知该如何下笔。先生究竟应该作为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出现在我的笔下，又究竟应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出现在国民心中呢？这是个问题！

作为对鲁迅精神持肯定态度的我，决不敢否认先生在建国初期曾得到有政治目的的神化（这事实上完全违背了先生的意志，倘若先生在的话，即便是单方面地强加给了他这种“神化”，也定会遭到他凛冽刺骨的批判），使他从一个平凡的思想战士成为饱受人们狂热崇拜的上帝。

但先生之所以伟大却并非得益于什么“政治神化”，只要对先生的文字稍有理解，就不难发现，作为一名思想战士，“伟大”既是先生不可被剥离的永恒的存在，也是其存在的存在。他对我们的国民性的种种批判，至今看来，几乎每一句话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几乎每一个词都在刺痛着我们的卑劣，而这光芒和痛楚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奇缺的。

有的人认为，先生对我们民族存在的一些劣迹批判的过于苛刻，丧失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名人或伟人——所应该具有的宽容的美德。我不晓得这些人是不是认真读过房龙先生的《宽容》，也不晓得他们究竟懂不懂什么叫宽容，为什么宽容，怎样宽容？或许他们读过，也能把字典里对“宽容”的释义倒背如流，但却错误地将宽容当作了袒护和溺爱，错误地认为了任何一种卑劣都能够在温暖如春的感化中转变成高贵。

这显然是改良主义隔靴搔痒论的荒唐认识。

对于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个民族，如果对自身存在的尤其是已经上千年却毫无改进的劣根性始终怀揣“宽容”的态度，那么这个人、这个家族或这个民族在其自身的品性上就根本不可能高贵起来。这一点，我们已经从国民道德对国家人格的破坏上得到了最高级别的印证。

而先生正是以彻底摧毁这种劣根性重塑国民性为己任的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存在（之一）。我们知道，民族精神是以国民性为基础构筑的，没有优质的国民性，就不可能有优质的民族精神，抛开国民性不论，而高谈什么“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精神，我不知道这样做除了能养活几个御用文人之外，还能有什么现实意义！

当然，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肯定先生的伟大，并不是想维护先生早先被赋予的“精神上帝”的地位，只是要表明，先生的伟大是与其思想同在的东西，与政治神化没有任何干系，那个“精神上帝”的地位亦是早该本着先生本人的意志摧毁了的。

按照黎鸣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过上帝。不错！但如果我们趁黎鸣先生不注意，照着这个观点的软肋插上一刀放出点颜色来看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何尝没有过“上帝”！历朝历代的君主和被政治教义神化了的名人们哪一个不曾在精神上帝的位置上干过临时工？又有哪一个不是功勋卓著，事迹突出，味道好极了？

在19世纪的欧洲，伟大的哲学疯子尼采先生曾经高声宣布：上帝死了！我认为当代，也应该有类似的呼声。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点点现实。这几年，一些曾经借助某种目的统领过我们思想精神的人纷纷走下神坛，恢复了他们的本己的面貌，鲁迅先生也不应该例外，他不再是上帝，不再被迫带着有色眼镜去审视他面前跪伏着的“信徒”。

作为上帝的鲁迅已经死了，但是作为与人性丑恶做斗争的思想战士，作为我们人类灵魂建设的导师，鲁迅仍然活着，因为美丑共荣，正邪齐驱的世界上，我们还需要借助他的思想和精神去“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因为我们还缺乏自我拷问的勇气和自我拯救的力量！

举杯向天，问先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