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安东是个不“安分”的人。我俩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虽然一起上学，但我没有看见过他认真读书的时候。上小学时，逢到刮风下雨他就肚子疼在家不上学，初中的时候他经常逮鱼摸虾捅鸟窝，上了高中他成了“专业”篮球队1号队员，只要教室找不见他，篮球场上准能发现他的影子。高中毕业，我们班其他同学都读大学，他却只考上了小中专。

    在八十年代初期，小中专毕业也能分配一个不错的工作。工作十年后，已经混到单位的中层，他的铁饭碗已经金光灿灿，让身边许多人都很眼红了。据说马上要提拔他为副总时，他却递交辞呈，先去了广州，后去了深圳，只身打工去了。

    也许安东这个人骨子里有着不安分血液，在深圳打拼五年后，加盟到一家日本电子在深圳的株式会分社。一次，这家株式会社在日本的母公司老总，来深圳检查工作，意外地发现了安东这个不安分的人才，当即决定带他回日本接受短期培训，然后在中国的北京或天津开拓他们的市场，建立一家子公司。

    一个从小不安分的人，人到了中年才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之后，也想安分下来。他想半年以后，他又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拓展自己的伟业，自己将是日本某著名株式会社在中国北方的独家代理，他的头衔是由原来的打工仔变成这家株式会社子公司的CEO。

    因此，他要把握好人生这次机遇，认真对待这次短期培训。可是，眼前最大的困难是第二外语，成了他在日本学习时与别人交流的大难题。他记得初到广州和深圳时，学习第一外语时根本没有费这么大的劲。

    那原因是在广州或深圳懂汉语和英语的人很多，遇到不懂的英语，可以请教在身边懂汉语的人来讲解。而这次到了日本就不同了，几乎人人都说日语。也许是早年战争的原因，也许不是，在日本国土上，除了中国人以外，很少找到说汉语的人。

    这怎么办？他通过多方关系，在株式会社里找到一位老华工，双方约定每天下午下班前，在两人都方便的时候，安东请老华工来自己的办公室给补习一个小时的日语。

    第一次，老华工如约而至，半个小时以后，老华工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起身说该走了。安东本想让老华工多给讲授一段时间，因为他想尽快把这第二外语攻下来，可是老华工走得那么坚决，又是第一次来他办公室里给他讲课，因此，安东不便挽留。

    到了第二次老华工来给安东辅导日语，还是在那个时间，他收起公文包要走。安东说：“您能不能晚走半个小时，我给您双倍的酬金。”老华工说：“你就是给我八倍的工钱也不行，因为我要下班了。”

    安东没办法，他决定把刚才老华工教授的日语内容复习掌握一下，晚走半个点。十几分钟后，两名身着日本警服的警员敲门后进来，掏出证件对安东说：“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公司老总无故延长职员的工作时间，跟我们做个笔录见证吧！”

    事后，这家株式会社的老总被公诉到法庭，罪名是延长职员的工作时间，受到罚金等处罚。